唐詩與大運河

發佈時間： 2018-05-28 14:02:18   |  來源： 光明日報   |  責任編輯： 張豐

在浩如煙海的唐詩中以大運河為審美對象的詩歌創作數量眾多。隋代開鑿的名為通濟渠的大運河，唐代稱為汴河或汴水，其連接黃河和淮河，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成為唐代大運河的主要河段，南方的物資和商旅，從水路到洛陽和長安都要由此經過，因此唐詩對它的描寫幾乎涉及和其相關的各個方面。這些繽紛多彩的唐詩，把多元的大運河呈現在人們面前。

唐詩再現了運河航運的繁忙和沿岸城市的繁榮。隋朝開鑿了大運河，但是由於隋朝“功成力盡人旋亡”（王泠然《汴堤柳》），所以唐朝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正如薛能《楊柳枝》所寫：“隋家力盡虛栽得，無限春風屬聖朝。”唐代疏浚隋運河並開挖新河，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並設置了專門官職管理河道事務，航運穩定，運輸能力大大提高，對唐王朝的興盛發揮了極大作用。李敬方的《汴河直進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準確地反映出大運河成為維繫唐王朝的生命線的事實。皮日休的《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更是看到大運河作為水利工程造福後世的價值。

唐詩中還有大量的篇章，描寫出運河及沿岸的繁榮。“淮浪參差起，江帆次第來”（盧綸《送魏廣下第歸揚州》）、“山映南徐暮，千帆入古津”（盧綸《泊揚子江岸》），繁忙的運河帶動了沿岸城市的興起和商業的繁榮。“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杜荀鶴《送友遊吳越》）、“魚鹽聚為市，煙火起成村”（白居易《東樓南望八韻》）的杭州，“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的汴州，“堤繞門津喧井市，路交村陌混樵漁”（李紳《入揚州郭》）、“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王建《夜看揚州市》）的揚州，“沿溜入閶門，千燈夜市喧”（盧綸《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的楚州，無不是商賈如雲，繁華熱鬧。王建的《汴路即事》，“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回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還描寫了運河沿岸城市之外專門進行商品交易的“草市”。從詩中我們看到，大運河承載商品流通的功能越來越大，吸引了大批操著不同語言的異域客商會聚到運河沿線，運河區域漸趨成為各民族雜居最集中的地區，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稹《法曲》“女為胡婦學胡粧”“五十年來竟紛泊”描寫出在運河流域風靡胡粧、胡樂的情況。運河及其沿岸城市為各民族間的廣泛接觸和交流提供了一個適宜的場所，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和發展，運河即成為各民族聯繫的紐帶。

唐詩中的大運河又是一種主觀的情感世界，不管是對河上漂泊的感慨，渡口送別親友的感傷，還是對開鑿運河功過的反思，無不是詩人客觀現實的情感再現。這些精美的詩行在大運河裏徜徉，幻化成一幅含韻豐贍的唐人情感畫卷。

唐詩中的大運河是漂泊者的心脈律動。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和唐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們仕宦、漫遊經常往來其上，唐詩中留有詩人們在運河行進中的所感所思。滔滔不息的運河水，讓詩人慨嘆歲月的轉瞬即逝、宦海沉浮的無奈：“浮生卻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杜牧《汴河阻凍》）、“年如流水催何急，道似危途動即窮”（羅隱《秋日汴河客舍酬友人》）。從停駐的渡口碼頭起航，引發詩人的許多客愁：張祜的《題金陵渡》，“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州”，描寫出詩人徹夜難眠的羈愁旅意；張籍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展現了詩人身處亂世，孤獨無依的縷縷清愁。風惡浪急的顛簸行船，堅定了詩人對理想前途的信心：“丈夫茍未達，所向須存誠。前路舍舟去，東南仍曉晴。”（孟雲卿的《汴河阻風》）大運河是唐人的生命之河，他們漂泊在這條河流上，為生計而奔波，為理想而奮鬥，失意時的惆悵和無奈、奮發和堅定都被流動的河水引發出來。

唐詩中的大運河是詩人離情別緒的策源地。大運河“商旅往返，船乘不絕”，數不清的離別就天天在渡口碼頭上演，渡口也就成為人們離情別緒的起航點。唐詩中呈現了離別的各種情緒：有悲傷，“愛樹滿西津，津亭墮淚頻”（許渾《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禦》）；有寂寥，“關河日暮望空極，楊柳渡頭人獨歸”（薛逢《送盧緘歸揚州》）；有艷羨，“渚畔鱸魚舟上釣，羨君歸老向東吳”（崔顥《維揚送友還蘇州》）；有囑託，“別後書頻寄，無辭費筆毫”（姚合《送劉詹事赴壽州》）。而且河水的流動不居、一去不返使詩人聯想到了好友的一去不歸：“煬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古今悠悠人自別，此地繁華終未歇。”（李涉《醉中贈崔膺》）寂寞流淌的汴河水，如同離開朋友的落寞之情：“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為君子心，嘆息終靡他。”（孟郊《汴州留別韓愈》）曲折蜿蜒的汴河水，就像詩人的顛沛流離，詩人羈旅的感傷和離情難訴的惆悵，溢於言表。

唐詩中的大運河是詩人反思歷史、慨嘆興亡的精神空間。唐朝的大運河是在隋朝大運河疏通整理的基礎上通航的，隋朝短命和隋煬帝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開鑿大運河並多次南下巡遊有很大關係，大運河這段獨特的歷史，促使詩人自覺反思大運河的開鑿並抒發了歷史興亡的慨嘆。

白居易的《隋堤柳》詳細描述了隋煬帝“南幸江都恣佚遊”而使“海內財力此時竭”的罪行，從而導致“蕭墻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的國破身亡的結局，表達了對大運河開鑿的否定態度。王泠然的《汴堤柳》，“隋家天子憶揚州，厭坐深宮傍海遊。穿地鑿山開禦路，鳴笳疊鼓泛清流”，以及許渾的《汴河亭》，“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劈崑崙一派流”，都認為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是為了江南巡遊，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而且開河、植柳、巡遊勞民傷財：“煬帝開河鬼亦悲，生民不獨力空疲。”（羅鄴《汴河》）“煬帝龍舟向此行，三千宮女採橈輕。”（徐凝《汴河覽古》）“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隱《隋宮》）製造龍舟、樓船數萬艘，錦帆彩纜，三千宮女跟隨，窮奢極靡。有的詩作直接指出運河的開鑿導致了隋朝的滅亡：“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胡曾《咏史詩·汴水》）

面對引發隋朝滅亡的大運河和隋堤柳，詩人在諷刺之餘更多的是慨嘆。江為《隋堤柳》：“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余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錦纜龍舟，醉鄉繁盛，化為塵埃，可見歷史滄桑。昔日隋煬帝所樹堤柳，今日卻成為其荒淫誤國的歷史見證，這使後人深感繁華易盡，歷史無情。雖然隋朝覆轍在前，但唐朝並沒從其滅亡的事實中汲取教訓，更使詩人感慨不已：“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韓琮《雜曲歌辭·楊柳枝》）詩人嘆古懷昔，希望人們能在前朝興亡的史實中，看到本朝現實痼疾，以起到警世和鑒戒的效果。詩歌中這種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普遍關注，展現出文人群體內心感傷憂慮的精神世界。

唐詩中的大運河，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客觀具體的大運河的存在，也展現了詩人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但是兩者並非截然分開，而是始終融合在一起：客觀描寫處處浸染著詩人的主觀情感，而主觀情感則是在客觀描寫的基礎上展現的。以大運河為框架，詩人把主觀情感、歷史感和社會因素投射進去，為讀者營造了一個深邃遼遠的審美想像的世界。

（作者：戴永新，係聊城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