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歷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國寶典（大家讀書）

發佈時間： 2018-05-16 15:00:44   |  來源： 人民日報   |  責任編輯： 張豐

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之樹長青，它有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是培養愛國主義和民族自信心的珍貴文化遺産。《史記》養育著一代又一代的人，發揮了重要的民族凝聚作用。這一特殊的歷史價值與地位，使《史記》成為中國人心中很重要的一部典籍。司馬遷的思想、精神、人格魅力對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對中華民族産生了很長遠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説：《史記》應進入高校課堂。20世紀80年代，我國一些高校開設了《史記》專修課。國學大師陳垣先生也説，高等院校文史兩係不讀《史記》的學生是不合格的大學生。

《史記》如此重要，如何評價它呢？最有名的是魯迅先生的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以為，或者還可以補充兩句話：治國之寶典，國學之根柢。

眾所週知，《史記》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對《史記》最恰當的評價，指的是《史記》在史學、文學兩個領域取得的藝術成就，達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境界。具體説，《史記》對於中國史學的貢獻主要有四個方面。其一，奠定了中國史學的獨立地位。先秦史籍是中國史學的童年，其特點多為資料彙編，內容龐雜，文字疏簡，記事粗略，較少有歷史過程的記述與研究。《史記》問世，改變了這一狀況，它讓中國史學從童年走向成熟。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創作了上起黃帝，下迄漢武三千年的中國通史，不僅把歷史撰述從一個狹小的天地引向廣闊無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為主體，建立了嶄新的歷史觀認知體系，這是前無古人的。司馬遷之後，史籍得以蓬勃發展，兩漢以後，史籍獨立成部，蔚為大觀。東晉李充著《晉元帝四部書目》，史籍已在經、史、子、集四部目錄中位居第二。其二，規範了史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其三，創立了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四，樹立了中國史學的進步歷史觀。這一點尤其重要，司馬遷建立的大一統歷史觀，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史記》對於文學的貢獻，亦有四個方面。其一，司馬遷是一位語言巨匠，創立了善敘事理的敘述語言。其二，司馬遷是一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導的古文運動就是學習司馬遷，追步司馬遷。其三，創立傳記文學。其四，傳奇人于韆鞦，創立了塑造典型化歷史人物的方法。用通俗的話説就是，司馬遷探索出一套寫人的藝術。可見，魯迅的評價十分中肯而精準，可以説是學術界的共識。

但是，評價《史記》僅僅從藝術的層面還不夠。司馬遷自己的評價，就是前文提到的《史記》的寫作宗旨，一共十五個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換句話説，《史記》內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濃縮中國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書，自成一家思想體系。“國學之根柢”的意義即在此。司馬遷定位《史記》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倫理典籍，其思想體系是兩“立”：一為後王立法，二為人倫立則——《史記》就是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樹立法則。司馬遷把全社會各種人際關係概括為：君、臣、父、子。司馬遷説，全社會的人，也就是“君、臣、父、子”，都應該讀一讀《春秋》，這樣才能懂得“君、臣、父、子”的職責，懂得怎樣做人，那麼社會就和諧了。司馬遷自己對《史記》的評價和定位，是從思想內涵層面説的，莊肅地寫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我們轉換為現代語言，套入魯迅評價的語境，就是“治國之寶典，國學之根柢”。在我看來，這兩句與“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相輔為用，是對《史記》從藝術成就到思想內涵的補充評價。限于篇幅，“國學之根柢”難以展開細説，下面著重説一説“治國之寶典”這一話題。

“治國之寶典”，即指《史記》為後王立法，為人倫立則。簡括地説，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建構要與時俱進，不斷更化革新。二是，賢人治國，追求君明臣賢。先説國家建構。《史記》開篇《五帝本紀》闡釋國家草創，司馬遷展示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帝禪讓相承，記述的是歷史不斷進化和國家建構不斷完善的歷程，表現了司馬遷發展、進化、變革的歷史觀。《史記》全書生動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曆史進程中不斷發生的社會變革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如何避免動髮發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覺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變革，自強不息。“通古今之變”，就是要用不斷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人間社會的發展。國家施政要不斷地因時調整，所以《史記》寫了許多變革事例，供後人採擇。最有名的變法改革，一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一是秦國商鞅變法。趙武靈王漸進改革，移風易俗，趙國近於稱霸，歷時二十年。商鞅變法急進改革，除秦舊制，一年初見成效，十年大見功效，使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為超級強國。漸進改革有許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負面影響也小；急進改革徹底清除舊制，見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負面影響也大。兩種模式供後世借鑒。

《史記》為後王立法，更深的層面是賢人治國，君要明，臣要賢。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許多明君賢臣的範例。司馬遷筆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個方面。其一，帝王無私，要天下為公。其二，帝王成事，要任賢使能。其三，帝王善斷，要有領導方法。其四，帝王兼聽，要察納雅言。其五，帝王勤政，要關愛民生。其六，帝王節儉，要珍惜民財。司馬遷筆下的賢臣，亦有六個方面。其一，居官理民，要為民辦事。其二，刑政要依法斷案，使天下無冤民。其三，為官要清廉，不與民爭利。其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鉞。其五，當官要自律，職位是責任。其六，治理積弊，要有智慧，要啟迪民智。司馬遷對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是極力頌揚；對暴君昏主、權姦污吏則是無情批判，留下正反兩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後世，合稱“懲惡勸善”。七十列傳記載的歷史人物涵蓋士農工商各色人物，懲惡勸善普及全社會，所以《史記》不只是一部史學文學名著，還是一部人倫道德的教科書。

綜上所述，《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的歷史巨著，也是一部傑出的傳記名著，自成一家之言。而與此同時，《史記》還是一部治國寶典，蘊含了許多治國理政的珍貴經驗，傳遞了一種有利於國治民安、社會發展進步的道德倫理觀念。其作者司馬遷堪稱集史學家、文學家、倫理哲學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在中國文明史上，是一位做出了傑出貢獻的人物。司馬遷把一生全部奉獻給了《史記》，給炎黃子孫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産，他將永遠值得我們後人銘記。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製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