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法國
發佈時間： 2018-04-16 14:44:25 | 來源： 光明日報 | 責任編輯： 許晴晴
《詩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産。法國詩經學擁有幾百年的歷史，是西方詩經學的源頭，在世界漢學詩經學中亦佔據重要的地位。
據現有資料，最早對《詩經》進行翻譯的是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t，1577—1628），1626年（明天啟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國五經》（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冊，並附注解，但該譯本下落不明。
康熙年間，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著有《詩經研究》（Dissertation sur le Che—King），白晉先是研習《易經》，後將索隱之法述及《詩經》研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min，1663—1741）、雷孝思（Jean Baptisde Regis，1664—1738）、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赫蒼壁（Julien—Placide Hervieu，1671—1745）等都曾選譯《詩經》。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5）曾譯《詩經》（Odes Chinoise du Chi king）八首，所有稿本均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曾將它們收入法文版《中華帝國全志》。由於此書在歐洲的巨大影響，眾人由此開始識得《詩經》，杜赫德在法國詩經學史乃至歐洲詩經學史上都具有開拓之功。
自宋君榮（Antoine Gaubil，1689—1759 ）、南韓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1780）起，教會色彩逐漸褪去。宋君榮曾選譯《詩經》，並運用其中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的天文曆史，其書《中國天文史略》（Histoire abrégé de l’astromie chinoise）附錄的一部分便是“《詩經》中之日蝕”。《中國叢刊》（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第一卷（1776）、第二卷（1777）中收入了南韓英以《中國古代論》（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為題的連續性論文，對《詩經》作了較全面而客觀的介紹，開始關注《詩經》的風俗文化。
19世紀初，法國漢學講座在大學確立，為法國詩經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專業漢學的介入，逐漸還原了《詩經》的面貌，拉丁文全譯本的問世，法文全譯本的誕生，新的研究方法的開啟，使法國詩經學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
法國耶穌會士孫璋（Al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于1733年翻譯了拉丁文本《詩經》，附有詳細註釋，原稿收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1830年，德裔漢學家朱利斯·莫爾（Julius von Mohl，1800—1876）編輯交德國斯圖加特和圖賓根（Stuttgartiae et Tubingae）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孔夫子的詩經》，這是刊行于歐洲的第一本《詩經》全本，莫爾為此書撰寫了序言，並編輯了兩個索引。此譯本的問世，給法國詩經學乃至歐洲詩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很大影響，促進了漢學家們對《詩經》的學術型研究。
1838年，愛德華·畢歐（Edouard Biot，1803—1850）在《北方雜誌》（Revue du Nord）第二期發表了《詩或詩經》（Le Chi—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對《詩經》的編纂、流傳、內容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詳細闡釋。畢歐認為，《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同時也是一部真實性最無可爭辯的文獻”，正式開啟了對《詩經》的民俗學研究。1843年他撰寫了《根據〈詩經〉探討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一文，擬出“中國人的體格特徵”“服飾”“建築與居室”“狩獵”“捕魚”“農牧業”等二十個標題進行論述。德里文侯爵（Marie—Jean—Léon Lecoq，1822—1892）亦認同畢歐的觀點，他在《唐代的詩》（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1862）的導言《中國的詩歌藝術和韻律》中探討了《詩經》所揭示的中國上古文明。被認為是法國詩經學史最著名的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對照本于1896年在河間府出版，其譯文準確優美、無可挑剔，嚴格忠實于中國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這一版本多次再版。顧賽芬在其譯本的導論中指出：“《詩經》可能是最能展現遠古東方人民生活、道德習俗和信仰的一本書。它為道德家，歷史學家提供了重要的資訊，為傳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導論中沿襲了畢歐的方法，分五十個小標題對《詩經》中的文化點滴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解讀和譯介的另一位女漢學家，當屬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她于1867年編譯出版了中國詩集《玉書》（Le Livre de Jade），其中譯介《碩鼠》《伯兮》《將仲子》《女曰雞鳴》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並未遵循于原詩的結構和形式，包括對意義的分析在內，是一種“創造性叛逆”的改寫。但她卻是真正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來加以關注的。《詩經》不再是傳教士眼中用以傳教的鑰匙，也不再是畢歐、德里文心中的道德風俗寶庫，她惋惜于孔子編訂時為何只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與激情的詩篇。
此外，小布羅塞（Marie—Félicité Brosset，1802—1880）于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論〈詩經〉和中國古代詩歌》（Essai sur le Chi—king et sur l’ancienne poésie chinoise）；讓—巴蒂斯特·畢歐于1862年出版的《論印度和中國的天文學》（Études sur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sur l’astronomie chinoise）在論述中國的天文學史時，曾引用了《詩經》的詩，對《詩經》作了簡要的介紹。1872年，鮑吉耶（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的《詩經》（Chi—king， Bibiothèque Oreintale， vol.Ⅱ， Paris， Maisonneuve，1872）是第一個法文全譯本，該文本直接譯自中文著作，正文譯文之前，有首次被全文翻譯成歐洲語言的《大序》（Grande préface），譯自朱熹的《詩序辨説》，但此書影響不大。
20世紀上半葉，法國詩經學已臻至成熟，越來越多的漢學家將視線轉向其他的中國傳統文學讀本。然而法國詩經學並未停滯不前，研究學科的逐漸豐富，研究方法的創新與多樣化，從多方面促使了法國詩經學的再次蓬勃發展，新的研究視角、新的研究方法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
1907年，于貝爾·奧托（Hubert Otto）在香港出版了《爐邊幾小時，〈詩經〉——中國古典詩歌的書》（Quelques heures au coin du feu，Cheu—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un des Classiques Chinois）。
《詩經》原是三千年前的歌謠，然而鮮有人還原其本色。拉盧瓦（Louis Laloy）看到了這一特點，在《中國音樂》（La Musique chinoise，1909）中譯介了《詩經》數首，放在“宗教音樂”（musique religieuse）和“民間音樂”（musique populaire）兩節中，將《詩經》作為歌謠進行探究。
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的則是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全書除引言和結論外，分為兩部分：《詩經的情歌》和《古代的節慶》。他以人類學的方法對《詩經》進行闡釋，分析了《詩經》中的情歌，考察了上古時期樸野的習俗是如何轉化了“文明的秩序”，解析中國古代的宗教習俗和民族信仰。葛蘭言為《詩經》研究提供新的闡釋方法，為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範式，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中國上古時期的面貌。
20世紀初期，有一大批中國學者赴法留學，完成了大量的博士論文，在當時的中國研究中佔據了很大的比例，且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主，其中不乏對《詩經》的譯介，如曾仲鳴（Tsen， Tsonming）的《中國詩史論》（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1922）第一章便是對《詩經》的介紹；徐仲年（Hsu， Sung—nien）《古今中國文學選集：詩歌、小説、戲劇、哲學、歷史》（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la poésie— le roman— le théatre— la philosophie— l’histoire，1933）也對《詩經》進行了譯介。
1937年，張正明（Tchang， Tcheng—Ming）同時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和巴黎（Librairie Orientaliste P.GEUTHNER）出版《詩經中之對偶律》（Le parallelism dans les vers du Cheu king），從《詩經》語言文字的韻律入手，詳細論證了《詩經》中的韻律。中國留法學者由於兼跨兩種文化，他們的介入，給法國詩經學的研究增色不少。
20世紀中葉之後，隨著葛蘭言、馬伯樂、伯希和等有影響的漢學家先後離世，加之國際社會環境的變化，法國傳統漢學逐漸式微，法國詩經學也由此而衰落。雖然經由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時間之內，法國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又開始復蘇，也有論著在述及中國文學史時會提及《詩經》，但鮮有重要的譯本與研究。對法國詩經學在21世紀的發展，我們報以新的期待。
（作者：劉國敏，係重慶旅遊職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