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中華文化的一面旗幟

發佈時間： 2016-08-16 08:48:59   |  來源： 光明日報   |  責任編輯： 李曉憲

　　

　　《玉茗堂全集》，湯顯祖撰別集，共四十四卷，包括文集、賦集、詩集、尺牘等。

　　

　　《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還魂記》(《牡丹亭》)合為《玉茗堂四種傳奇》，即“臨川四夢”。

　　

　　湯顯祖紀念館內湯顯祖塑像

　　湯顯祖(1550-1616)是明代最傑出的戲劇家、文學家，甚至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面光彩奪目的旗幟，堪比英國的莎士比亞。

　　湯顯祖從事戲劇寫作，從他青壯年時期寫的《紫簫記》(34齣，未完成)，到老年的《邯鄲記》(30齣)，前後跨度有20多年。他最著名的劇作是“臨川四夢”(又稱“玉茗四夢”)，按寫作的時間，分別為《紫釵記》(53齣)、《牡丹亭》(55齣)、《南柯記》(44齣)、《邯鄲記》四部長篇劇作。這四本戲，在晚明時期已經膾炙人口，逐漸成為戲劇文學的經典，而且在戲曲舞臺上歷演不衰，一直活躍到今天。特別是其中的《牡丹亭》，被中國多個劇種移植，以不同的演出形式得以呈現，風行大江南北，家喻戶曉，影響巨大。相較于他的戲劇著作，湯顯祖文學創作的整體歷程，時間要長得多，若從他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紅泉逸草》所載的第一首詩《亂後》(1561年)算起，到他臨終前的《訣世語七首》與《忽忽吟》(1616年)，時間跨度達55年之久。因此，我們紀念湯顯祖，要記得他不僅是劇作家——翻開《玉茗堂全集》即可知，他是個著作等身的大詩人，並且熟悉各類文體，寫了許多出類拔萃的精彩作品，包括賦、序、碑、記、制藝等等。

　　由於過去對湯顯祖的研究不夠，基本上以“臨川四夢”的文本為探討重心，也就容易忽略他文學創作的整體成就以及其中蘊藏的文化意義。要了解湯顯祖，必須要知道他生長的時代與社會背景，知道他的思想成長及其獨特的藝術觀，知道詩人生命的曲折歷程，經歷了什麼樣的人生選擇，遭遇了什麼樣的命運挫折，如何超越個人的憤世嫉俗，最終凝聚為優美的詩篇與不朽的劇作，昇華到人類文化意義的探索與追求。一般認為，了解作品背後的時代背景，知道作者的創作動機與創作思維脈絡，只是理解了文學作品的外緣，並不能完全解釋作品的藝術成就。但是，面對已經公認為傳世不朽經典的作品，我們就必須探索作者的生命歷程、時代精神及其創作的過程，這樣才能更深刻理解經典文本的構成存在著多層次的意涵。通過多元多樣的探索，方能窺知並揭示，經典作品的語言藝術之所以可以如此煥發姿彩，讓日常熟用的話語化作文學的“漫天花雨”，是因為其中凝聚了藝術傳統的底蘊，潛藏著深厚的文化意義;作品通過作者的藝術巧思，展現了超越特定時空的前瞻性，有待後人不斷發掘，發現五彩繽紛的人性追求。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總是驚嘆，欣賞經典作品能夠得到超越時代的精神啟發——它們經過了千百年，依然煥發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讓後世嘆為觀止，並得以從中審視自己的生存意義。

　　湯顯祖出身江西撫州臨川的富裕書香門第，從小就拜在陽明學大師羅汝芳門下，深信陽明學以“致良知”趨近聖賢之道，肯定“赤子良心”的自我本體，“解纜放帆”，順應自然，追求真理。他青年時期就以文章名世，頭角崢嶸，飛黃騰達，本當指日可待。但是他堅守立身處世的人格尊嚴，遵循不忮不求的原則，不肯逢迎拍馬，遭致當朝首相張居正的不滿，以致科舉連番失利。張居正逝世之後，湯顯祖考上了進士，但依然不受當權者的籠絡，他甚至在關鍵時刻上疏批評政府貪瀆無能，矛頭直指首相申時行，從而遭到了貶謫的打擊。他堅持自己的信念，對真善美再三致意，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做官要做清正廉潔的官，寫文章要寫文采藻麗的文章，寫劇本要寫撼人心弦的劇本。他的一生跟他的劇本一樣，見證了人世間齷齪的現實，同時也展示了至情至性的理想，通過霍小玉、杜麗娘、淳于棼、盧生的生命歷程，讓我們體會了人生可能經歷的悲歡離合，思考既然浮生若夢，那麼如何才能掌握生存的意義。

　　適值湯公與莎翁逝世四百週年，總會令人想到如何比較兩大文豪的文學成就與文化影響，還會聯想到為什麼有此時代的巧合。他們同年逝世，一直引起戲曲學家的興趣與關注，如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誤以為湯顯祖比莎士比亞晚一年，到1617年才去世，但是仍然讓他感到文星隕落于同一時期：“東西戲壇偉人，同出其時，亦一奇也。”趙景深在1946年寫過《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指出兩人有五個相同之點：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戲曲界佔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創作內容都善於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戲劇創作的清規戒律，五是劇作最哀怨動人。趙先生的説法大體不錯，但有失嚴謹，因為兩人雖死在同年，但是莎翁生於1564年，比生於1550年的湯顯祖，要整整晚了14年。田漢在1959年到江西臨川拜訪“湯家玉茗堂碑”，曾經賦詩一首：“杜麗如何朱麗葉，情深真已到梅根。何當麗句鎖池館，不讓莎翁在故村。”重點集中在《牡丹亭》的女主角杜麗娘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女主角朱麗葉，指出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旗鼓相當，杜麗娘與朱麗葉不遑多讓。徐朔方在1964年寫過一篇《湯顯祖與莎士比亞》(1978年發表)，討論得比較深入，指出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時代相同，但具體的戲劇創作傳統不同，前者依譜按律填寫詩句曲詞，後者則以話劇的開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筆，認為湯顯祖的創作空間與難度更大。到了1986年及1987年，徐朔方又接連兩次探討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包括劇作家與中西歷史文化發展的關係，指出湯顯祖生活的明代社會，比起莎士比亞的伊麗莎白時代而言，要封閉落後得多，因此，湯顯祖塑造出《牡丹亭》裏杜麗娘這樣敢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難能可貴。

　　前人對比湯公與莎翁的文化背景，並未從全球歷史發展的角度，探討東西文化在16世紀面臨了類似的“早期全球化”歷程。我十多年前曾寫過文章，指出要從歷史的橫切與縱深兩方面來看。先看湯公與莎翁“同時”的歷史橫切面。在晚明社會與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社會，都出現了商品經濟蓬勃、市鎮擴展、社會風氣開放、學術思想及文學藝術的活潑躍動、階級關係的異動與解紐，以及財富累積與貧富懸殊共存的現象。這樣的社會充滿了新的憧憬與挫折，拓展了思維與感情延伸的空間，給戲劇創作提供了“美麗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16世紀後半葉到17世紀，士大夫文人大量參與戲曲創作，不自覺或半自覺地，把社會變動的意識衝突與能量，以及激發出來的憧憬與挫折，帶進了戲劇這個人生處境的想像空間。湯顯祖的偉大成就，正在於他以生花妙筆展現了社會與文化意識的變遷，凸顯了個人主體對人生意義的認知，指出追求幸福就要執著不懈，鍥而不捨。在這個意義上，他與生活在社會風氣更為開放的莎翁，處於異曲同工的創作環境與想像空間。

　　再説近四百年全球宏觀發展的縱向意義。在文化領域方面，歐洲從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各地都展開了知識階層主導的“白話文運動”，戲劇也從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劇，轉成反映社會變動與人生處境的“新話劇”。19世紀之後，莎翁更隨著大英帝國的崛起，成為全世界的莎士比亞，影響了現代化過程中世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處境。反觀中國的歷史文化發展，情況大不相同。晚明出現的學術思想及文化藝術開放的局面，在清朝就漸次萎縮。康雍乾三代勵精圖治，建立了大清帝國的宏圖偉業，卻同時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解放，重整階級關係與道德秩序，造成保守封閉的社會氛圍。清初的文學藝術只是延續晚明累積的能量，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續發展基礎。等到清末民初，西風東漸之後，社會的主要能量已經鬱積成了反傳統的洪流，中國“白話文運動”才以結合西方現代文明的姿態出現，同時要把中國文化傳統(包括戲曲)一舉拋棄。湯公著作雖然也有超越時代的不朽意義，但是近一百多年來，在中國現代文化意識浪花翻騰之際，幾乎成為泡沫，消失殆盡。

　　相比于莎士比亞的劇本，湯顯祖的劇作數量較少，故事敘述與人物呈現的方式比較單一，但是，文人傳統的抒情性較強，人物的內心世界都化作優美的詩篇，關注真理與至情的展現，完全對應了湯顯祖本人的生命歷程。在詩文創作方面，湯顯祖的産量與成就，當然遠超莎士比亞，是有待學界研究開發的一片天地。在湯公與莎翁逝世四百週年之際，回顧東西方文化的發展進程，或許可以説，莎士比亞繼承了文藝復興的探索精神，是伊麗莎白時代的職業劇作家，文思如夏日盛放的玫瑰，是天才型的文豪兼伶人，展示了西方文明開始綻放異彩;湯顯祖是晚明士大夫追尋高尚境界的君子，承繼了中國文人傳統的清雅標高——正如他在自己書齋前植種的玉茗飄香——畢生經營為己之學，是身兼儒釋道精神的文化人，同時又是天才型的詩人兼劇作家。

　　四個世紀過去了，湯公與莎翁的形象卻愈發高大，成為人類思索生存意義、追求美好理想的象徵與源泉，值得我們慶倖，也值得深思。生命有限，文化與藝術卻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