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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祥:精準健康傳播要抓住“七理”

發佈時間: 2016-03-18 14:17:04   |  來源: 新華網   |  責任編輯: 許晴晴

  近年來,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健康傳播備受重視。健康傳播是指以“人人健康”作為基本出發點,運用各種傳播媒介、渠道及方法,為維護和促進人類健康的目的而製作、傳遞、分散、交流和分享健康資訊的過程。而精準健康傳播的産生是對健康傳播的提煉與昇華,是質的飛越,它的核心點在於以健康為核心的“精準”二字。精準健康傳播更重視傳播資訊源建設的整體系統性,更專注傳播資訊途徑的分體多元性,更突顯傳播資訊受眾的個體適應性。精準健康傳播不是停留在對資訊泛泛而談與盲目灌輸的“量”上,而是充分考慮不同分眾的實際狀況,落實到適宜進行健康資訊傳播的“質”上。有鋻於此,夯實精準健康傳播的理論基礎,抓住“七理”,是精準健康傳播真正落地的重要保證。

  一理: 適“生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的生理功能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接受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生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一理”。比如,運動有益於健康,在運動中若我們的心率維持在最高心率的55%~85%這個生理範圍的目標心率區內,那麼這種符合生理的運動強度為最佳。如果人們盲目選擇不適合自身生理條件的運動項目,反而可導致機體的損傷,嚴重者可危及生命。故科學的運動計劃應根據不同人的性別、年齡、疾病史、運動負荷能力、體力等制定科學合理的運動處方,就是適“生理”而宜行健康傳播之道。

  二理: 適“病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病理機制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人們的接收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病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二理”。比如大眾因為對健康的迫切渴望而常常把促進健康行為與疾病治療行為相混淆,其實兩者雖有關聯、密不可分,但在基本機制上卻有本質不同。如對於高血壓,在疾病治療方面,臨床上主要基於平穩控制血壓與預防和治療相關並發癥,相對短時間內就可以處理並且看到治療效果。但在高血壓的預防方面,多采用低鹽低脂飲食、合理運動與控制體品質、戒煙限酒以及保持良好心態等內容,這絕非一朝一夕,實因心血管疾病通常需要20~30年之後才會發作。大眾認清健康傳播與疾病治療不同機制特點,更加利於患者有恒心和心理準備做長期、持久的堅持,就是適“病理”而宜行精準健康傳播之道。

  三理: 適“心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的心理狀態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人們的接受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心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三理”。比如我國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階段,老年人的心理疾病發病率逐年增高,給健康中國的國家戰略帶來了重大挑戰。資料顯示全球約有20%的60歲以上老年人患有心理疾病,6.6%的老年殘疾直接或間接由心理疾病所造成。因此,採取一系列措施如加強老年人自身心理調節、提升健康素養,關愛老人生活,創建適宜的養老環境,建立完善的老年人心理支援系統等,就是適“心理”而宜行精準健康傳播之道。

  四理: 適“倫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倫理規範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人們的接受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倫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四理”。比如任何關於人體健康科學的研究都應經過嚴肅的倫理審視和道德評判。目前,幹細胞的研究發展迅速,從骨髓造血幹細胞到胚胎幹細胞的基礎研究轉化到幹細胞的臨床應用,幾乎涵蓋了臨床上絕大多數疑難雜症。隨著幹細胞在臨床上應用的不斷深入,其涉及到的一些倫理社會問題也逐步顯現。20 1 0年,我國成立幾個部委聯合的幹細胞研究協調領導小組,組織專家進行幹細胞研究與應用管制條例和法規制定,在加快發展幹細胞技術及應用的同時,也切實保護患者、受試者、科技人員及公眾的權利和利益。健康傳播就是要跨越僅限于生物因素的單一醫療衛生領域,延展到非生物因素的複合的社會倫理多因素領域,就是適“倫理”而宜行精準健康傳播之道。

  五理: 適“情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情理傾向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人們的接受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 情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五理”。比如吸煙是眾所週知的危害人們身體健康的一種不良行為。關於戒煙的宣傳,政府出臺了很多相關辦法,包括明令禁止公共場所吸煙、張貼戒煙海報等等。海報中所宣傳內容的一個側重點就是二手煙對兒童的危害,這就是準確抓住了中國老百姓特別是父母、爺爺奶奶這些特定人群對兒童有特別情感的特點,從而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宣傳效果倍增。這就是適“情理”而宜行精準健康傳播之道。

  六理: 適“法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法理約束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人們的接受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法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六理”。比如我國平均每年死於交通事故人數已經高達20萬人,其中城市是發生行人交通事故的高發區。這其中不乏因司機酒後駕車所釀成的悲劇。嚴禁酒後駕駛這一條法律規定的發佈,也就是在此背景下産生的。這條法律的出臺,大大減少了交通意外的發生率,也間接挽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這就是適“法理”而宜行精準健康傳播之道。

  七理: 適“數理”而宜

  根據不同人群數理循證依據與適應能力,結合不同人群教育背景與人們的接受程度,闡述具有匹配性與適宜性的精準健康傳播內容,謂之適“數理”而宜精準健康傳播之“七理”。比如每天人們都會從電視、雜誌、網路上收到大量的保持健康的新理論、新方法,但其中許多都是未經證實的資訊,不具有循證醫學依據。即使正規機構報道的研究結果,其可信度亦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準確和明智地應用當前所能獲得的最好研究數據,結合個性化專業技術和健康保障經驗,考慮保健對象的價值與願望,制定出整體健康計劃,將三者完美結合,産生有利於保健對象的積極結果,這就是適“數理”而宜行精準健康傳播之道。(文/武警總醫院急救醫學中心主任王立祥教授)

  專家簡介:

  

  王立祥:武警總醫院急救醫學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山、同濟、清華等大學兼職教授,是中國腹部心肺復蘇學創始人、中國腹部心肺復蘇技術培訓中心創立人、中國腹部心肺復蘇技術高級救護師資質創建人、全軍醫學科技“十二五”心肺復蘇重點項目首席專家,並擔任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蘇學專業委員會主委、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分會主委、中華醫學會災難醫學分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曾主筆撰寫《中國個體化心肺復蘇專家共識》草案,領銜頒布《腹部提壓心肺復蘇專家共識》、《經膈肌下抬擠心肺復蘇專家共識》2部中國原創標準與指南,並擔任醫學參考報心肺復蘇學頻道》主編,《中華醫學百科全書災難醫學分卷》副主編,《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中華急診醫學》、《解放軍醫學》、《Word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WJEM)》等20余家雜誌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