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醫院發公函，會讓醫患矛盾更複雜

發佈時間： 2016-01-21 16:49:55   |  來源： 新華網   |  責任編輯： 許晴晴

　　□王鐘的

　　今天因一職工去世給醫院發公函，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因職工被盜竊、被欺詐給派出所發公函?如果職工捲入官司，是不是還要給法院發公函?

　　1月11日，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工作人員楊冰在北醫三院經搶救無效死亡。因事後中科院方面向北醫三院發公函，再加上病人家屬在醫院的打砸行為，事件在網路上發酵為“中科院大戰北醫三院”。中科院理化所有關人員回應，之所以發這個公函，一方面是因為楊冰家屬的請求，另一方面是考慮到楊冰在所裏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是技術骨幹，“哪個單位面對這種情況都會這麼做”。(《北京青年報》1月18日)

　　單位關心職工的身體健康，在員工去世時表達人道主義的關懷，這本無可厚非。可是，這種關懷限于雙方之間的雇傭關係，單位的表達範圍也應限于對職工及其家屬。如果是職工和第三方之間發生了什麼糾紛，單位直接出頭就突破了雙方的雇傭關係。“哪個單位面對這種情況都會這麼做”的説法，更是違背了現實層面的常識。如果每一起醫患糾紛都有患者單位介入，恐怕醫患矛盾的僵局會更難收拾吧?

　　好在，中科院的下屬研究所不是權力機關，“震懾力”有限，北醫三院也沒必要太緊張。不過，把職工的“私事”，擴大為公對公的“公事”，其後果是難以預料的。發放公函的範圍、程式當有明確的規定。否則，今天因一職工去世給醫院發公函，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因職工被盜竊、被欺詐給派出所發公函?如果職工捲入官司，是不是還要給法院發公函?

　　無論是提出要求的家屬，還是發出公函的單位，沒有轉變過來的思維是：在現代勞動關係下，“單位人”的角色早已被“社會人”所取代。或許，對中科院這一龐大的科研系統而言，因為其體制的相對封閉，“單位辦社會”的痕跡仍然很濃，職工仍然習慣從單位獲得諸多福利。但是，有關領導應當對單位可以履行、應當履行的義務有清醒的判斷能力，尤其要避免“單位辦社會”的慣性讓單位義務過分擴大。

　　平心而論，病人家屬“醫鬧”，在醫院打砸，並不是單位所能控制的。單位知情也好，不知情也罷，都沒有直接介入和阻止的能力，頂多提醒一下。但是，之前的公函，無形間讓單位與職工“維權”綁在了一起，會讓人誤以為兩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當病人家屬有過激維權行為的時候，單位原先一番好意非但不會被輿論所理解，還會被視為給家屬“撐腰”。

　　職工捲入醫患糾紛，單位表達支援員工家屬維權的立場，可以有許多方式。比如，由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群眾組織工會出面，向醫療機構傳達對員工死因的關注，就不會引發那麼大的爭議。再比如，單位也可以在法律資源上予以支援，通過幫助員工聘請律師，或者提供單位律師的方式，合法合理地表達態度。至於像中科院人士所説的給死者一個“評價和定位”，那就更不必牽涉醫療機構，由單位牽頭辦個追悼儀式，就可以表達人道主義的文明和體面了。

　　在醫患矛盾從社會上的個別現象，擴大化為一種社會矛盾時，醫療機構和醫療工作者所承受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更多組織和力量的參與，會讓本來已經足夠敏感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對“中科院大戰北醫三院”這起事件，也許可以視為個例。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由單位介入醫患糾紛，所折射出的對醫療機構的集體不信任意識，絲毫無助於醫患關係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