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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液還是吃藥?當兒科醫生遇到自己孩子發燒

發佈時間: 2014-06-04 14:30:44   |  來源: 深圳特區報   |   健康中國遠端編輯   |  責任編輯: 馮晨

  每個家長都要面對孩子發燒,小寶貝一發燒,全家不寧。而當一個兒科醫生遇到自己孩子發燒,他會怎麼應對?既要扮演患者家長的角色,又要承擔醫生的角色,他要經歷哪些衝突?在當前醫患關係下,醫生和家長這兩者要如何共同努力,才能讓孩子得到科學適度的醫療?

  在深圳一家三甲醫院任小兒外科副主任醫生的裴洪崗發現,由於自己的職業身份,在面對自己的孩子生病時,要經受外人想不到的矛盾和衝突。而這些矛盾和衝突,正折射了當下中國醫療環境和醫患關係的一些問題。

  女兒發燒引起的爭吵

  面對記者,裴洪崗首先説的,是女兒還不滿1歲時的第一次高燒。

  當時,小寶貝的體溫迅速超過39攝氏度,一家人頓時緊張起來。他見孩子除了流點鼻涕外沒有其他症狀,聽聽肺部看看喉嚨也無異常,判斷是病毒感染,囑咐家人多給孩子喂些水,體溫太高時就給她喝點布洛芬顆粒。

  家裏可不單單裴洪崗一個醫生,他的妻子是超聲科醫生,他的岳母是退休中醫。裴洪崗説,孩子發燒第一天,她倆還基本聽他這個兒科醫生的安排,但第二天見孩子燒還沒退,她倆就有點扛不住了。岳母説,還是去醫院打一下針吧。妻子道,還是去找個內科醫生看看。

  拗不過“轟炸”,裴洪崗妥協。看了血常規檢驗結果,內科醫生的診斷還是病毒感染,並説發燒有個過程,繼續觀察就好。家人於是安寧了一天。

  孩子發燒進入第4天,裴洪崗與岳母發生了爭吵。孩子的外婆一定要帶孩子去打針,裴洪崗頑強堅持不必去。第5天孩子仍然高燒,妻子和岳母已經不同他説話了。

  轉機終於在第5天的中午到來。女兒的體溫逐漸下降,到下午恢復正常,然後全身出了大片的疹子。“這是幼兒急疹,一種病毒感染引起的自限性疾病。”他終於長吁一口氣。

  這件事讓裴洪崗想了很多。“一家人的願望肯定都是希望孩子好,本該信任無間,但由於對疾病的認識和判斷存在差異,還是産生了分歧矛盾。試想,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親而是別的醫生,她們會怎麼看待這個醫生?面對她們的質疑,這個醫生還會這樣堅持原則嗎?”他問。

  對輸液和抗生素的迷信

  今年春節前,裴洪崗又有了一次印象很深的應對孩子發燒的經歷。

  這次,女兒跟著妻子回老家,發燒迅速燒到40.2攝氏度。經過幼兒急疹以及此後多次驗證,他在孩子健康問題上已有了話語權,所以妻子第一時間將電話打給他。

  這是女兒第一次不在自己身邊時生病,他心急如焚,想到孩子走前已有些呼吸道感染症狀,現在又叫耳朵疼,他趕忙聯繫當地兒童醫院的同學找到一位內科主任診治。醫生診斷為化膿性扁桃體發炎,建議打針並開了頭孢噻肟鈉(第三代頭孢菌素,抗菌譜廣)。

  裴洪崗認為直接給孩子注射頭孢三代針劑有些過了。他採納了這位小兒內科主任的診斷,但沒有用她開的藥,讓孩子吃了兩天阿莫西林,燒退了。

  他稍後把這個經歷發到微網志上,北京一家醫院的兒科同行説,如果遇上這種病自己也會直接開方注射頭孢三代針劑。聯繫當下醫患關係,他理解了這種用藥思路。很多人到醫院就是要求立馬解決孩子的病痛,不然就要問責醫生,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更強力的廣譜藥物,選擇起效更快的靜脈給藥,短期效果又快又好,病人歡喜,醫生説不定還能獲利,於是皆大歡喜。

  這種對輸液和抗生素的迷信始自何時?近段時間在微信中廣泛轉發的彼路易·切奇博士來中國診病的故事,其實是2002年的舊聞。文中,這位有著30多年臨床經驗的義大利兒科專家一句“你們習慣打吊針,好讓發燒的孩子體溫降下來,那是靠藥物強制性降體溫,對孩子病情的恢復沒有積極的意義”,隔了12年後,如今又在年輕家長的朋友圈中瘋轉。

  這位老專家當時還説,義大利的媽媽們在30年前也是這樣想的,認為輸液要比口服的藥物藥效發生得更快,這是家長的問題。

  但彼路易·切奇醫生可能未料到,在中國“家長的問題”有時會演變成暴力事件。大年初二,就在裴洪崗成功用幾粒阿莫西林給女兒退燒後不久,他的一位年輕同事因堅持認為不必給一個因病毒感染而發燒的1歲小孩輸液,被孩子的父親一拳擊中面部。

  震驚之餘,裴洪崗反思了問題的另一面:中國如今成為“輸液大國”和“抗生素大國”,醫療界難道是清白的?其中難道沒有來自醫生們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讓孩子遠離“過度醫療”

  裴洪崗把女兒兩次發燒的事發到微網志和微信上,得到不少同行轉發和很多家長共鳴。

  但他很快感到不對頭。因為有些人據此文得出結論,認為孩子發燒就不應該用抗生素,不需要打針輸液,而應該在家觀察,等待孩子自身免疫系統的抵抗。他覺得這是“過度解讀”。

  神化或妖魔化,都不是科學的態度。他清楚表達對輸液和抗生素的看法:不排斥,但前提是“合理”,如果病情需要,只要利大於弊,會毫不猶豫地使用。

  但在強調患者還是要相信醫生時,他卻不得不面臨尷尬了。他坦言:“作為醫生,我當然希望病人信任自己,但作為患者,我對當前這個醫療體系也會投不信任票。”

  採訪中,正在醫院裏陪著2歲女兒治療手足口病的年輕媽媽王琴悄悄對記者説,一方面擔心女兒的病是不是真那麼嚴重,另一方面也擔心醫生是存心想多弄點錢所以才要女兒住院打針,現在打了3天吊針就已經用了4000多塊錢。另一個4歲男孩的媽媽説:“我跟老公商量了,以後多學點醫學知識和處理方法,實在不行非得看醫生,就托關係找個熟人。”

  而醫生對患者,現在又何嘗不是著意防備?裴洪崗説,“遷就患者+保護自己”已成為很多醫生的用藥選擇。

  利與弊,病與療,這些矛盾與辯證的理念無時無刻不在醫療中體現,但當下的醫患關係,卻已經超出了對科學適度醫療的考量。當患者就醫時從懷疑醫療水準演變為猜疑醫療動機,當醫生診治時從追求藥到病除異化為企求“藥到禍除”,要保護孩子們遠離那些不該吃的藥、不該輸的液,該有多麼困難?

  12年前,彼路易·切奇醫生接受媒體採訪時説,醫生和家長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講得很清楚,醫生要多和家長交流,教育家長如何看待孩子的病,同時向家長普及醫療衛生常識,這要花一定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