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來消解醫患衝突

健康中國health.china.com.cn　時間： 2013-12-08 　 來源： 人民日報

　　醫院應納入公共場所管理

　　醫院是救治生命、維護健康的地方，為什麼對這樣一個場所不加保護呢？刺向醫生的刀，也傷害到患者。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邀請寶山公安分局警官，講解面對暴力侵害如何自衛；中山醫院邀請世界跆拳道聯盟黑帶四段高手，向醫務人員傳授防身絕招……日前，各大醫院紛紛開設防身課，引起社會關注。

　　國家衛計委、公安部發佈的《關於加強醫院安全防範系統建設指導意見》，要求醫院按照不低於在崗醫務人員總數3%或20張病床1名保安的標準，配備安防力量。目前，全國二級以上醫院已基本設立警務室，不少醫院也加強了安全保衛隊伍建設。但保護醫生免於遭受暴力，僅靠自防的力量很難實現。北京某醫院保衛科負責人表示，每一起惡性事件後，醫院都要加強安保，但未見暴力事件減少，反而製造了對立氣氛。

　　11月23日，我國肝膽外科主要創始人吳孟超院士在《柳葉刀》上撰文呼籲，對醫療暴力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中國缺乏有效的立法來保護醫務人員免受暴力攻擊，迄今為止沒有一部針對醫療暴力的法律。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加強針對醫院暴力行為的立法，加大對於此類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唯有採取及時有效的行動，才能重塑中國醫務人員的信心。

　　中國醫師協會會長張雁靈呼籲，公安部門應把醫院作為公共場合加以保護。醫院是真正的公共場合，那裏的群體多數是患者，也有醫務人員。醫生如果沒有執業安全，傷害的不僅是醫生，還有患者。醫院是救治生命、維護健康的地方，它比銀行更重要，為什麼對這樣一個場所不加保護呢？

　　北京協和醫院骨科副主任醫師余可宜認為，醫院暴力零容忍首先是一種態度。醫務人員有權利捍衛自身尊嚴，而醫院有義務維護員工人身安全。

　　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説，打醫生、殺醫生如果成了“討公道”的方式，民眾會逐漸形成一種集體的無意識，容忍頻繁發生傷醫事件。刺向醫生的刀，也傷害到患者。

　　余可宜建議建立黑名單制度。凡是打過醫生、鬧過醫院的人，應納入黑名單，此舉目的是提高暴力傷醫的代價。

　　完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

　　如果以藥養醫模式沒有改變，醫患關係就將一直處於普遍緊張的狀態。而一旦碰到極端的因素，一些極端個案就可能爆發

　　長期以來，由於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嚴重偏低，導致公立醫院公益性不足，大多數公立醫院用藥品加成來彌補醫院的虧損。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鄭雪倩指出，在患者眼中，醫生是治病的商人，總想著如何從患者身上賺更多的錢。在醫生眼中，患者是創收的對象，患者的經濟狀況和救治情況決定了他們最終的收入。

　　“十二五”期間，我國將以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為關鍵環節，推進醫藥分開，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將公立醫院補償由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和財政補助三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截至目前，醫療服務價格的調整未能全面推開。

　　北京市在5家公立醫院實行“醫藥分開”試點，取消藥品加成，將藥品收入平移為醫事服務費，但未能解決醫療服務價格偏低的現實。以護理費為例，特級、一級、二級、三級護理每日標準分別是25元、7元、5元、3元。三級醫院可在此基礎上加收2元，二級醫院可加收1元。這是按1999年制定的《北京市統一醫療服務收費標準》來收取。一位三甲醫院的護士説：“口腔護理的碗盤成本還3塊8呢，還有藥品、鑷子、紗布，這麼算下來，我的勞動連個碗盤的價值都不如！”

　　鄭雪倩説，如果以藥養醫模式沒有改變，醫患關係就將一直處於普遍緊張的狀態。而一旦碰到極端因素，一些極端個案就可能爆發。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加快公立醫院改革，落實政府責任，建立科學的醫療績效評價機制和適應行業特點的人才培養、人事薪酬制度。”鄧利強説，加大政府投入，強化公立醫院的公共服務職能，維護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理順醫療服務價格，讓醫務人員的價值得到足夠的尊重，才能從體制機制上消除醫患之間的對立和衝突。

　　化解患者醫療意外風險

　　儘快建立覆蓋患者的醫療責任風險制度，無論發生醫療事故還是醫療意外，讓患者獲得相應的救濟，避免醫院暴力事件的發生。

　　調查顯示，80%的醫患糾紛不是因為醫療差錯，而是醫患溝通不暢。儘管醫院暴力與醫患矛盾有著本質區別，但醫患溝通不當，也會成為引發醫院暴力的重要誘因。

　　排隊時間長、檢查時間長、等待住院時間長和就診時間短，這是大醫院普遍存在的“三長一短”現象。醫生們疲於應付，很少有時間和精力去跟患者耐心交流，而許多矛盾的産生，往往就是因為醫患之間的溝通不暢。

　　南京醫科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張中南説，我國的醫生普遍缺乏溝通能力。醫生大多不懂臨床心理學，只注重疾病診治能力，不注重人際溝通能力，醫生見病不見人。大醫院醫生沒有時間和患者溝通，小醫院醫生有時間也不和患者溝通。美國醫師資格考試中，有一半的題目是考察醫生溝通能力。

　　“看病難，到大醫院看病更難，主要是解決好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鼓勵社會資本辦醫。消除體制障礙，吸引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院，並納入醫保體系，實現患者的有效分流。”鄭雪倩説。

　　張中南説，我國應建立分級轉診制度，進一步拉大不同級別醫院之間的報銷比例。提高小醫院的報銷比例，降低大醫院的報銷比例，讓大醫院醫生集中精力診治疑難重症。同時調動基層醫生的積極性，真正體現多勞多得、優勞優得，讓基層醫生為大醫院醫生分流減壓。

　　患者對醫學的風險性不理解，也是醫患衝突的重要原因。只要醫院一死人，就認為醫療事故，患者家屬鬧醫院打醫生。患者對於醫療風險缺乏認知，認為醫院能包治百病，到醫院就有救。還有不少患者把醫療行為等同為消費行為，認為花了錢醫院就該治好病，不能接受死在醫院。

　　在美國，醫療意外保險有兩部分。一部分是醫生購買的，專門用於醫療事故的賠償；一部分是患方購買的，專門用於醫療意外的風險賠償。鄭雪倩説，化解醫療責任風險，一方面是提高公眾對醫療行為風險的認知。在目前條件下，醫生對很多疾病在現有的醫療條件下還是束手無策的，患者不應對醫療行為産生太高的期望。另一方面，應建立醫療風險的強制保險制度。在我國，醫院已經有了醫療責任險，但患者的醫療意外風險無法化解。

　　2007年7月，原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保監會正式聯合下發《關於推動醫療責任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建立統一的醫療責任保險。鄭雪倩建議，儘快建立覆蓋患者的醫療責任風險制度，無論發生醫療事故還是醫療意外，讓患者獲得相應的救濟，避免醫院暴力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