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農是創新的典範——試論創新精神的傳承與發揚

炎帝神農，炎黃子孫的人文始祖，他高高地站在華夏原始農業文明的源頭。

他的昨天是漁獵時代，他的今天是原始農耕文明的早晨。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他做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事情：制耒耜，殖五穀，嘗百草、知藥性、療民疾……後世的子孫們將老祖宗的創造性作為，總結為“六德”、“八德”。今天，我們回望炎帝神農的發明創造，無論“六德”或是“八德”，其核心要素是：創新。

炎帝神農的創新實踐開啟了農耕文明

炎帝神農的創新，最重要、最具劃時代意義的，至少有三個方面。

1、 生産工具的創新，改變了勞動對象

皰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周易·係辭下》

伏羲之後，炎帝神農不孚眾望，引領創新，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他創造了耒耜。耒耜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耒耜，具有松土、翻地、播種的功能，是種植耕作的農業生産工具。

耒耜之前，先民們當然早已會製造工具了，石質的砍砸器，可砍削棍棒乃至尖叉，用於狩獵、叉魚，還會編織網繒捕魚。

耒耜的構成比棍棒複雜，有一定的技術含量。

耒耜——農耕工具的出現，改變了先民們的勞動對象。進入智人階段數萬年，一直靠採集、狩獵、捕撈為生，勞動對像是自生自滅的、自然界自然狀態的産物：野生樹木、植物的種子（果實），還有山林中的禽獸、水中的魚蝦。這種勞動對象有許多不確定性，釆集與漁獵收穫的不確性，它使人總處於饑餓的威脅與危機之中。這種生産力狀態，限制了物質的發展與財富的積累。

耒耜發明後，土地、五穀的種植成了勞動對象，從此先民們與土地結緣，對腳下的土地有了新的認識和依戀，也開始關注太陽、季節、雨水、氣溫等自然環境，加速了先民智力的積累和文明的長成。春種、夏長、秋收、冬藏，五穀的收穫與儲存，使饑餓的解除與部分家庭（部落）糧食的積余成為可能。

2、食物品種的創新，改變了生存樣式

古者民茹草飲水，釆樹木之實，食贏蟲龍之肉，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

西漢《淮南子·修務訓》

炎帝神農種植（發現與培植）五穀，為先民、為後世子孫開闢了年年種，年年有的食物，這是劃時代的、德澤韆鞦萬代的創新。

五穀之前的先民“茹毛飲血”，靠採集野生植物的部分可食用的種子（果實）、靠捕魚獵獸，維持饑飽無定的動蕩生活。

這種生存樣式類似于半遊獵狀態，“逐獸而居”、“逐魚而居”，居無定所。

五穀的出現，改變了先民們過分依賴大自然、完全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生存樣式（狀態）。

五穀，稻、麥、菽、黍、稷。五穀必須依賴土地而生長。

先民對土地的親睞、依賴，促成了定居。定居為部落和部落聯盟的形成、為國家的出現準備了基礎。

五穀的種植、農業的發展，培養了華夏民族對土地、陽光、雨水的情感，鍛造了華夏民族堅韌、勤勞的性格。

這種生存樣式，生長出了與之相適應的華夏原始農業文明。在全球視野裏，它與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的農業文明遙相呼應，成為人類早期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五穀的種植推廣與畜禽的馴養，為華夏民族提供了生命延續保障和勞動創造的動能。進而炎帝神農對茶、藥材的發現與培植，完善了先民的種植結構，也增強了先民的生命保障系統。

3、勞動分工的創新，改變了社會模式

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

治，甲兵不起而王。

商鞅《商君書》

勞動對象決定著社會分工。

漁獵時代，圍獵野獸，人多聲勢大，先民們尚未完全脫離群居，群體性勞動（行動）更是圍獵所需。漁獵時代，雖然大體上可能有“男主外”（狩獵）“女主內”（分割肉食）的傾向，但女子不可能完全主內，而必須參加群體性圍獵，才能獲得分配食材的份額。炎帝神農之世，創新帶來的生産力發展、生産門類增加，促成了“公耕而食，婦織而衣”。“織”的出現，女性有了獨立勞動。這是先民們進入智人後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分工的細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炎帝神農之世，“耕而食，織而衣”這一社會分工的創新，在華夏曆史上首次推出了“男耕女織”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家庭。“男耕女織”使家庭為單位的生産、勞動、收穫、積累成為可能，它促進了家庭的誕生，也為私有制、國家，準備了溫床。從群居到家庭，社會結構走向穩定，家庭——部落——部落聯盟——國家，“男耕女織的家庭”為“男耕女織的社會”奠定了基石，國家則正在孕育，將呱呱誕生。

從勞動工具的創新到五穀的繁盛、男耕女織社會分工的創新、炎帝神農之世，不僅劃時代地提高了社會生産力，而且變革了社會結構方式。炎帝神農的發明創新，送走了漁獵時代，迎來了農耕文明的早晨。在生産力不斷發展、社會結構趨向穩定的基礎上，下一撥華夏精英——軒轅黃帝、堯舜、大禹、商湯將走上華夏舞臺，華夏曆史在創新中前進。

二、創新基因貫穿華夏五千年

炎帝神農是創新的典範。但炎帝神農之世的創新不是個人英雄行為。甚至也不僅僅是社會精英層的行為，而是全民行為。

全民參與創新，一輩接一輩，創新行為形成了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基因。這基因，如同慣常所稱譽的“勤勞”、“勇敢”等基因一樣，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代代相傳。

1、創新推動社會進步，大創大進，小創小進

創新有層次，層次分大小。炎帝神農之世的創新是“零”的突破，是從無到有，是曠世以來的特大創新。

大創新大進步。農耕文明的出現，為又一個時代鋪就了基礎，於是又一個傑出的精英出現了：黃帝軒轅氏著手國家的頂層設計。

《史記·五帝本紀》、《帝王世紀》等典籍，記述了黃帝軒轅氏的功績，他統一了華夏，成為共主，建立了國家、劃全國為九州，設職官、立典章，管理國家事務；制舟車、建宮室、定曆法、創文字，加快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

典章制度、舟車宮室、國家機器的出現，將中華民族帶入了比較成熟的古代文明社會，與巴比倫、與古埃及、印度等世界文明先驅，分享古文明的燦爛晨光。

傳承創新基因，高舉炎帝神農創新的火炬，中華民族一路前行。

生産工具（含器具）：從木器到青銅器、鐵器；還有指南針、火藥（生産與戰爭兼用）；

文化教育：從結繩記事到符號直至文字創立、科舉制的實行、學校的設立；

社會管理：從部落、部落聯盟到國家的形成，國家形態從商周的封建制、秦始皇的郡縣制、孫中山創立的民國到中國共産黨人創立的人民共和國；

這些從生産力到文化教育、國家形態（社會管理）的創新，讓中華民族迎來了一次次發展的高峰：秦的統一、漢的璀璨、隋唐的盛世、宋的雅致、元的大氣、明的資本主義萌芽、清代康雍乾的富有，民國對封建帝制的終結、直至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創立與崛起。

以上是中華民族史上的大創新、中創新。大創新，大發展；中創新，中發展；創新將農業文明的輝煌推進到了清代的康乾時節，創新延續了中華民族的血脈與國運。

2、創新不力將落後，落後就要挨打

明清以降，特別是清代康乾之後，自嘉道始，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甲午戰爭……泱泱中國、老大帝國，屢受欺負，被動挨打。

原因何在？

原因很多，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是，中華帝國專制進入高度完備階段，社會沉悶，創新受壓制。

近現代工業革命的標誌物——蒸汽機，18世紀已在英國問世，當歐洲的蒸汽機牽引著火車、輪船、軍艦在陸地和海洋上賓士闖蕩時，專制統治下的中國還仍然停留在人力、畜力時代，結果是人家開著軍艦打到府來。

不創新不行，小創新不行，創新不徹底、不到位、不及時，也不行。中世紀旳我們已發明瞭火藥，也研製了火炮。但這火炮是火藥加彈珠、石子，發射出去的不是能呼嘯山巒與原野的炮彈，射程、威力不如人，照樣吃虧。

至今我們還比較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其實是小農經濟最後的輝煌。此其實，歐洲主要國家已進入或完成以蒸汽為標誌的工業革命，進入工業時代。小農經濟的觀念與裝備，大刀、長茅、長辮子，如何抵敵先進而野蠻的堅船利炮？

3、當今之世，要站得高看得遠，加緊創新，創新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大力提倡和鼓勵創新，抓住了發展與前進的關鍵，也激活了中華民族從人文始祖炎帝神農那裏傳承與因襲的的創新基因。

當今之世，已是資訊時代，中華民族的創新要站得高，看得遠。

首先是大眾創新創業，大眾業態方面的創新創業。傳統的工業、農業或許已擁擠不堪，但並非沒有前途，沒有新的容量，而是要運用新觀念、新技術、新材料，創新業態，提高産品的品質和生産效率。包括信、家政、保健、生育、養老等方面的服務業，其內容和服務方式，創新的空間無限寬廣。服務業的創新，既能開拓就業空間，又能提高民眾的生存品質。

第二個層面，是社會精英的創新。這個層面的人物受教育良好，擁有充分的資訊和高瞻遠矚的立點，這個層面的創新應新在領先地球村，搏擊世界潮頭，與列強比肩，同時差異化發展，在一些領域一些方面領先於地球村。像炎帝神農那樣，成為製造耒耜的“第一個”，種植五穀的“第一批”，發現植物藥性的“第一人”。

第三個層面，是國家創新。

國家創新高於和重於大眾創新和精英創新。

國家創新要解決的是，民生保障的堤壩和國家安全的屏障的大事情。什麼是民生保障的堤壩，比如，足夠國民食用的糧食、生命和機器運轉所需的能源。什麼是國家安全屏障？當然包括具有競爭力的裝備、具有自衛能力和威懾力的軍備、為現代化資訊工業服務的軟體業等，但不僅僅是這些，還有觀念、思路、策略的創新。

十八大以來，國家高層推進的一帶一路、高鐵走出國門，金磚銀行落戶上海、亞投行在熱望中起步、精準扶貧、精準防疫，就是令人振奮的國家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