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

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長歷史學院考古係教授劉禮堂

湖北大學中國長江文化研究院院長鄭曉雲

1大洪山區域在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鄭曉雲：大洪山雖為自然山體，但其周邊區域在地理格局中具有特殊意義——這裡是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的中間紐帶，也是淮河流域的源頭之一。從文化維度審視，環大洪山區域早已超越單純的地理範疇，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樞紐。

炎帝文化孕育於此，與其地處長江、黃河之間的獨特區位密切相關。作為長江流域孕育的文化符號，炎帝的影響力並未局限于南方，而是跨越江河，對黃河流域文明産生深遠影響，成為連接兩大流域的共同文化始祖。這一文化現象印證了環大洪山區域在溝通長江、黃河文明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它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兩瀆環扣、一河流源”之地，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見證。

方勤：從中華文明的宏觀視角來看，大洪山所處地理位置是極為重要的南北文化溝通通道。人們常提及的隨棗走廊，便是貫穿東西的文化紐帶，而大洪山則是連接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關鍵節點。

在青銅時代，“金道錫行”作為銅、錫運輸的重要路線，同樣承載著南北文化交流的功能，其路徑恰好穿越了大洪山與桐柏山之間。這條通道不僅促進了青銅鑄造技術的傳播，更為人才往來與文化交融搭建了橋梁。在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進程中，大洪山長期扮演著南北文化交流重要通道的角色，對多元文化的融合與傳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深遠意義。

學界普遍認為，炎帝所處時代約為距今五千年前後，這一時期正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階段。從全國範圍來看，彼時諸多文化遺址星羅棋佈，其中以梁子遺址、屈家嶺遺址、石家河遺址等為代表，彰顯出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

在環大洪山區域，隨州金雞嶺遺址，以及位於其南部的屈家嶺遺址、石家河遺址，均屬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文化遺存，與炎帝傳説所處時代高度契合。這些遺址展現出極高的文明發展水準：聚落規模宏大且功能分區明確，石器工具製作精良，紡織技術成熟，陶器工藝精湛，尤以玉器為代表的手工業製品，更體現出當時高超的工藝水準與審美追求。

2炎帝神農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

劉禮堂：炎帝作為傳説中的重要人物，其出生地存在豐富的文獻記載與文化傳承。據《史記》《三皇本紀》等古籍所述，炎帝誕生於湖北厲山鎮。湖北隨州自舉辦“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前身為厲山文化節）以來，其炎帝故里的地位得到官方認定。與此同時，湖南炎陵縣（原酃縣）也與湖北共同承擔著祭祀炎帝的文化傳統。這種多地共祭的文化現象，恰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質的生動體現——炎帝生於湖北，葬于湖南，兩地共同承載著華夏先民對這位文化先祖的尊崇。

炎帝常以牛首人身的形象傳世，這一造型可追溯至距今約六千年的紅山文化，最初或與古代祭神儀式相關。此後，《史記》《後漢書》《太平禦覽》等典籍均對炎帝有所記載，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中華文明始祖符號與部落代稱的地位。傳説炎帝世系延續八代，其活動範圍主要分佈于長江流域，由此形成的炎帝文化，成為南方長江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神農對中醫藥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且深遠的貢獻，被尊為中醫藥領域的先驅，後世亦尊稱其為“藥王”。傳説，神農目睹民眾受疾病困擾卻無力醫治，遂前往湖北神農架採藥。他以藤蔓搭建天梯，攀爬峭壁採集藥材，“神農架”之名便由此而來。

在採藥過程中，神農不僅發現諸多藥材，還意外發現了“荼”（早期的“茶”）。當時，茶亦被視為中藥，因此神農也被奉為中國茶的始祖。然而，在一次嘗百草的過程中，神農誤食斷腸草，不幸犧牲，以生命踐行了救死扶傷的使命。

神農的醫藥探索，為後世中醫藥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明代李時珍編撰的《本草綱目》中記載的當歸、人參、枸杞等眾多中藥材，其藥用價值的發掘皆可追溯至神農時期。神農在中醫藥領域的開創性貢獻，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也在國際上産生了廣泛的影響，為人類健康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知識財富。

鄭曉雲：作為農業民族，農耕文明對中華民族的起源、存續與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長江流域出土的大量早期農耕遺跡經考古證實，其年代甚至早于炎帝相關傳説。這表明在傳説時代之前，先民已開啟農耕實踐。神農氏被視作推動農耕發展的關鍵人物，其對農業生産技術的革新與傳播，從根本上改善了先民的生計模式，為中華民族的延續奠定了物質基礎。因此，神農作為農耕文明的符號與象徵，是構成中華文明根基的核心要素，深刻影響著民族文明的形成與演進。

方勤：炎帝發明的琴，在推動中華民族邁向文明時代、涵養精神文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從考古發掘視角來看，這一文化傳承有著令人矚目的實證。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古琴，均出自環大洪山區域，如郭家廟遺址、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實物，這些珍貴的考古發現，有力印證了古琴文化自遠古傳承至今的歷史脈絡。

3隨州曾侯乙編鐘：先秦“禮樂文明”的最高成就

鄭曉雲：隨州出土的編鐘及其他樂器，絕非孤立的藝術現象。任何藝術形式的高度發展，都依託于龐大的文化根基。編鐘藝術能達到巔峰，背後是深厚的文化積澱——它既源於人們對審美與音樂的不懈追求，也依賴作曲家的創作、精湛的樂器製造工藝，以及專業的演奏人才。正因如此，隨州曾侯乙編鐘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實至名歸。我們不應僅關注編鐘本身，更要洞察其背後蘊含的廣泛文化現象與深厚文化根基。

從編鐘這一藝術瑰寶中，可窺見隨州乃至更大區域的古人，在當時已擁有極高的藝術追求與審美品位。音樂作為禮教與教化的重要載體，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隨州出土的高級編鐘與其他樂器，正是當地古代社會文明發展達到較高層次的有力證明。

劉禮堂：隨州出土的編鐘歷經2400餘年的塵封，重見天日後，其仍具備演奏功能，成為連接古今文明的重要紐帶，有力推動了古代與當代文明的對話與互鑒。在編鐘藝術領域，其工藝水準與藝術價值足以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乃至古羅馬的藝術成就相媲美，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編鐘上鐫刻的文字與音律體系形成“音”“獻”互證，開創了音樂文獻互證的先河，在中外音樂文獻史上獨樹一幟。從人文、歷史、藝術到科技等多個維度，隨州編鐘均展現出世界一流的水準。

方勤：今天探討的話題頗具深意：從中華文明溯源至炎帝，再聚焦到炎帝出生地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其中蘊含著文明傳承的密碼。曾侯乙編鐘並非單一樂器，而是包含編磬、琴、瑟等的完整音樂體系，這一發現印證了自炎帝發明琴以來，音樂在中國文明發展歷程中始終佔據重要地位，彰顯出中華文明傳承的連續性與系統性。

隨州曾侯乙編鐘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是音樂領域的重大里程碑事件。編鐘銘文記載的十二平均律、黃鍾大呂等音樂學知識，展現出古人對音律科學的深刻認知。在與古希臘、古羅馬同屬人類文明高峰的軸心時代，曾侯乙編鐘以其精湛的工藝與深邃的樂理，成為這一時期東方文明的重要見證。從藝術造詣與科技成就雙重視角審視，自炎帝時代綿延五千餘年，至編鐘誕生的兩千四百多年間，中華文明實現了藝術與文化的深厚積澱與持續傳承。

4炎帝文化是長江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鄭曉雲：炎帝文化是長江文化的核心構成要素。中華文明起源早期，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共同構築起文化根基，長江文明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炎帝文化在其中佔據關鍵地位。炎帝生於南方，其活動軌跡與最終歸宿均在長江流域，但其文化影響力卻突破地域界限，對黃河文明産生深遠影響，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尊奉的始祖，有力推動了中華文明的整體發展進程。

在當代社會，炎帝神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具有重要意義。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結合時代需求進行創新闡釋，不僅能夠明晰其在中華文明中的價值，更能強化其作為中華民族共同標識的作用。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一道，構建起民族身份認同的精神紐帶，正是基於對炎黃文化的共同認同，中華民族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與歸屬感，確立了統一的民族意識。

劉禮堂：在當代語境下探討炎帝神農文化，對研究長江文明具有重要價值。炎帝神農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其發明農具推動生産力發展，推廣稻穀種植拓展人類生存空間，探索醫藥保障民眾健康，這些貢獻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走向。

炎帝神農文化中蘊含的創新精神、民生關懷與實踐智慧，對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具有啟示意義。深入研究炎帝文化及其與中華文明的內在聯繫，對於傳承、保護、活化和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文化繁榮與社會發展，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方勤：探討炎帝文化極具學術與現實價值。儘管學界對炎帝文化存在不同見解，但普遍認可炎帝作為長江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炎帝生於湖北隨州，逝于湖南，與代表黃河文明的黃帝共同推動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的融合發展，構建起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正因如此，中華民族以“炎黃子孫”自稱，這一稱謂深刻體現了兩大文明交流互鑒、匯聚共生的特質。

炎帝作為長江文明的重要象徵，在長江文化與文明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湖北時，明確提出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研究與傳播展示的要求。貫徹落實這一指示，需深化炎黃文化融合研究。中華文明本質上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交融的産物，炎黃文化則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代表。

新時代背景下，既要深入挖掘炎黃文化的內涵，又要創新傳播展示方式。依託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長江文化公園等載體，將其打造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炎黃文化的重要陣地。通過系統的文明研究與生動的傳播實踐，吸引更多年輕人走進中華文明，領略其深厚底蘊與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