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城墻11號馬面遺址發掘現場，考古工作人員在五代城墻的外墻包磚中發現六朝時期侍女紋飾磚。
荊州城墻11號馬面遺址發掘現場，五代城墻外墻包磚中的紋飾磚。
荊州城墻11號馬面遺址考古發掘區場景。
6月14日，記者在荊州城墻11號馬面考古發掘現場獲悉，考古人員首次發現了荊州城墻“墻包墻”的重要現象，確認荊州城墻包磚墻體的最初年代肇始於五代時期。
“‘禹劃九州，始有荊州’。荊州是國家首批歷史文化名城，自西元前689年至西元963年，先後有楚、晉、齊、梁、後梁、荊南6個政權的34位帝王在此建都立國。”荊州博物館副館長李亮介紹，作為荊州的重要標誌，荊州城墻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延續時間長、跨越朝代多、保存狀況好，被譽為“南國完璧”。
此次荊州城墻11號馬面考古發掘工作要追溯到2019年3月。李亮介紹，所謂馬面，就是冷兵器時代為了增強防禦能力，在城墻上每隔一定距離就會建築一個突出的矩形墩臺。荊州城墻有25個馬面。這次考古發掘在荊州城墻11號馬面修繕過程中，發現明代墻體的下部有一段青磚壘砌的墻體，於是第一時間申請進行考古發掘，以確認城墻11號馬面段墻體的年代、結構等情況。
荊州城墻11號馬面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田勇介紹，這次考古發掘，目前發現荊州城墻共分4個時期，分別是五代、宋、明和清，明確了不同時期城墻墻體的營建方式不同。五代時期城墻為土城垣內外包磚，包磚為錯縫壘砌而成。宋代城墻分為三期：一期城墻直接在五代城墻內側加築夯土護坡而成，並沿用五代時期的外墻；二期城墻在一期城墻夯土護坡上加築夯土而成；三期城墻在二期城墻頂部加高1.06米，由磚瓦殘片夾土夯築而成，頂部有青磚鋪設的墁鋪。清代沿用明代城墻，墻體距城內地表高約10.35米，土城垣高約8.85米。
在11號馬面考古現場15米深的解剖溝裏，考古隊員將土城垣按照年代分區，並用白石膏線進行標記。現場多個壁面中裸露出的磚體上，有著不同朝代的紋飾，如五代時期的六朝侍女紋磚、結跏趺坐紋磚等，考古隊員對這些紋磚均進行了圖片採集和標注。
據了解，荊州博物館此前曾對荊州城墻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1988年考古發掘了卸甲山西側城垣，城墻解剖發現五代至明清時期遺存，以及較多明代文字磚；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對城墻體進行了解剖性考古發掘，發現隱藏于城墻內側的宋代磚墻、五代時期磚墻以及疊壓在現存城墻之下的三國、兩晉時期的土城垣，發掘出土文物1500余件。
為了進一步驗證、探究荊州城墻墻體年代，田勇表示，還將繼續對11號馬面考古發掘現場的五代土城垣進行解剖分析，看能否找到更早期的荊州城墻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