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圈經濟理論研究的意義

山東理工大學范躍進教授認為,經濟基礎的變遷必然相應要求社會管理方式、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因此我們必須從生態文明、生態文化的大視野看待“迴圈經濟”。即從廣義迴圈經濟學的範疇來探討其研究意義。

首先,廣義迴圈經濟理論研究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及其相關領域,對把握社會文明轉型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方面,西方社會的現代化使現代人類從傳統宗教和政治權威下解放出來,成為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自由“主體”,但也給人帶來一個無情冷漠異己的物質世界,造成了社會關係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異己的物質世界中處於無家可歸的渺小無助、無根流放的異化狀態,喪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這就是現代人所面臨的“現代性危機”之一:精神意義失落的危機。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義”服務的是現代人“人類中心主義”的“經濟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目的價值理性”價值觀。在此工具目的理性的視野和功利目的價值觀中,人與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諧關係,化約為簡單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與被利用的“主客關係”乃至“主奴關係”,違背了人與自然共生和諧的生態有機規律。以致于到了工業文明時代的後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和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要,人類對自然界資源進行了近乎是“竭澤而漁”的掠奪性、粗放性的開發和超負荷的索取,造成了人類從自然界索取資源的能力,大大超過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類補償自然資源消耗的能力。

20世紀八九十年起,發達國家為了提高綜合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理念為基礎,重新規劃産業發展,提出了“迴圈經濟”發展思路,形成了新的經濟潮流。日本2000年提出了建立迴圈型社會的理論。美德日還為建立迴圈經濟立法,從制度上保障迴圈經濟的發展。我國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工作報告也提出大力發展“迴圈經濟”的設想。迴圈經濟是以資源節約和迴圈利用為特徵的經濟形態,是生態經濟新的發展潮流和必然趨勢。這説明生態文明並非是一個烏托邦,而是由現實經濟基礎的新的文明建構的實踐。

由此,范教授指出,社會文明建設必須有前瞻的目光,突破現代性思維方式的局限,用人與自然內在有機統一的思維方式引導全新的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的發展方向。

其次,廣義迴圈經濟理論研究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範式提出了挑戰,對經濟學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方面,迴圈經濟對經濟人假説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現代經濟學最基本的假定和信念是關於理性經濟人的抽象和假定,所謂“經濟人”,就是“會計算、會創造,能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其中就蘊含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含義。在理性經濟人的範式中,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社會階級中具有十分具體的社會和歷史屬性的人,被抽象成了無差別的魯濱遜式的個人,他們基於各自的成本——收益計算的自由交易創造了整個世界。馬克思主義則把人看作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從社會整體結構的角度具體、歷史、整體地把握人,其理論視角是整體主義、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思路與生態主義的整體有機思維是相近的或一致的,而個體主義的思路則是與生態主義根本相悖的。如果不放棄“理性經濟人的假定”,主流經濟學是無法適應迴圈經濟、生態經濟發展的需要的;另一方面,迴圈經濟挑戰了主流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的理論。“效用最大化”理論是現代經濟學關於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收益”的“理性經濟人”假定的具體應用,集中體現了現代經濟學的中心和精髓的“效率”理念。迴圈經濟作為一种經濟形式,首先也是以效率為軸心原則的。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念,生態經濟是無效率的。但按照廣義整體的生態效率觀念,恰恰是傳統經濟低效率,而生態經濟是高效率。生態計量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態效率的問題,抓住了經濟學的關鍵,突出了傳統經濟學與生態經濟學的區別。

范教授認為,迴圈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其一般範式和具體哲學範式、社會學範式及人工範式或科學技術範式是什麼,現在還很難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也正因為這樣,它才更值得探索,更需要在這方面開展有效的理論研究。 (國家資訊中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閆敏博士後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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