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圈經濟是"十一五"時期實現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世界銀行(2002年)統計顯示,近20年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10.3%,但經濟的快速發展卻是以對資源過度消耗為代價。2003年,我國GDP佔世界總量的4%,卻消耗掉世界鋼鐵總産量的30%,水總産量的40%,煤炭總産量的31%。2003年,全國煙塵排放總量近1000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159萬噸,居世界第一;酸雨面積已佔國土面積的1/3,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1941萬噸,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不足20%;農田化肥農藥污染、重金屬污染以及各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等嚴重破壞我國的生態環境。“電荒”、“水荒”、環境污染、水土流失……一系列資源、環境問題日漸凸現,高能耗、高污染的發展路子已經開始困擾中國經濟。

發展迴圈經濟已經提上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日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一直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而以資源迴圈利用為核心的迴圈經濟第一次從真正意義上把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結為一體,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各類主要資源、能源嚴重短缺,發展迴圈經濟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緩解資源約束,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對“大量生産、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我國大多數企業生産設備、技術水準落後,資源産出率、利用效率低,綜合利用水準低,再生資源回收和迴圈利用率低,這些問題已成為企業降低生産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的重要障礙;從提升競爭優勢角度,大力發展迴圈經濟,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勢在必行。發展迴圈經濟,把生産生態化、物質迴圈態的思維融入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思路之中,是解決我國經濟與發展所面臨能源、環境等問題的最優路徑選擇。

但是,在我國發展迴圈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目前面臨著諸多現實條件的約束。首先,外來型工業化與高外貿依存度影響我國迴圈經濟戰略的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外資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目的往往都是把污染型和資源消耗型産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外資拉動增長模式和高度的外貿依存使得我國經濟發展更多依賴對自然資源的高消耗來換取,這種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將嚴重影響我國工業迴圈經濟戰略的實施。其次,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對GDP的盲目崇拜,把GDP等同於經濟發展,等同於社會的全面發展。而事實上,據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牛文元教授的計算:扣除生態損失,我國純GDP只剩下78% ,而日本在每人平均GDP1000美元時,扣除生態損失後的純GDP為86%。對GDP指標的迷信,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的工業發展傾向。再次,科技總體水準落後成為發展迴圈經濟的掣肘。構建迴圈經濟模式最終依託科技進步來實現,發展迴圈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儘快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後生産工藝,這就需要一大批成熟的污染治理技術、廢物利用技術、清潔生産技術和生態工業連結技術作為支撐,而目前,我國上述領域的各類技術基本都還處於研究和試點階段,短時間內尚難得到普遍推廣。此外,制度瓶頸是中國迴圈經濟戰略之癢。目前,我國迴圈經濟和生態工業理論研究滯後於實踐。迴圈經濟方面的法規政策尚未形成,現行的按增值比例繳納稅收的企業增值稅制度抑制了企業節約能源、迴圈利用資源的積極性,全社會範圍內“誰受益誰補償”的環境補償機制缺失,將環境代價計入發展成本的綠色GDP核算體系更是遠未建立。

迴圈經濟是一種與自然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要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與迴圈經濟發展思路是吻合的。儘管目前在我國全面實施迴圈經濟戰略還存在一些掣肘,但是,實現傳統依賴資源消耗的線性增長經濟向依靠資源迴圈發展的轉變將是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路徑的必然選擇。實際上,迴圈經濟已經內嵌于我國經濟、社會的遠景發展藍圖之中,並將對我國的後工業化發展道路産生深遠影響。(國家資訊中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閆敏博士後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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