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生
2018-05-08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構想和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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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構想和行動方案

——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對唯物史觀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作者:王新生 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21世紀以來,新的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舊有的全球性問題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又呈現出前新的特徵,人類將以怎樣的方式共存于同一個世界的問題再次擺在人們的面前。站在今天反觀歷史可以看到,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在上世紀末“歷史終結論”的樂觀主義情緒感染下提出的世界理想如今飽受質疑,連他們自己也越來越對它的實現感到底氣不足。這時人們期待著19世紀中期以來一直與自由主義兩相對峙的馬克思主義對問題的回答。在這種世界背景下,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1]習近平的這一呼籲是建立在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思想之上的。這一系統思想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共存之道的時代方案,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為這一時代方案貢獻的中國智慧。

一、現代世界的深刻聯結及其原處動因

近代以來,無論是生産力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還是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形成,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難以分割。今日之世界格局以及背後支撐其存在和發展的現代思維方式,無論是成就還是問題,都是從商業資本的世界性擴張開始並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説:“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2]近代以來的商業資本興起于15世紀新航路的開闢及其後工業革命的爆發,在18世紀已經開始向全世界擴張。它的積累主要通過貿易中的差價實現,當國內的價格落差不斷縮小、利潤逐步降低時,商業資本便必然要向外擴張,通過海外貿易追求利潤,這便是經濟全球化的原初動因。現代世界因商業資本向國外的擴張而聯為一體,因此這也是現代世界深刻聯結的初始動因。也就是説,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最初實質上是西方商業資本在全球的無限擴張中啟動和推進的。

西方商業資本全球性擴張所産生的影響和後果,不僅改變了世界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運作方式,也擴展到包括精神文化領域在內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在這一過程中有效傳播了西方文明和資産階級價值觀。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説:“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徒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3]由此可見,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和資産階級價值觀的世界性傳播並非因為它們先進和普適,它實質上是西方商業資本全球性擴張的衍生效應,是一種歷史現象。

西方商業資本的擴張,為現代生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在短短數百年間,由西方商業資本推動的經濟全球化迅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也將契約精神和平等交往的理念推向世界各地,改變了現代人理解世界的觀念和思維方式。資本天生就是超越國界的,因此它的世界性擴張也改變了國家間關係。必須肯定,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人們關於國家間關係的理解,構建了現代人的世界觀念,從而形成了國家應當在共存底線下肯定他國合理利益的世界觀念。正是因為有了這一觀念,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國家領土與國家獨立等原則才得以確立。但是必須看到,商業資本攫取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它在國家關係上必然要將製造差別和不平等而不是將製造一致和平等作為追求的目標,因為只有這樣資本才能繼續保持動能不竭,才能在全球範圍內持續地開疆拓土,獲得增殖。還要看到,由西方商業資本發動的全球化塑造了一種全然不同於以往時代的現代經濟交往方式。這种經濟交往方式拓展到哪個國家和地區,哪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就必然隨之受到衝擊。近代早期,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為了更好地控制經濟落後的國家,從而在這些國家攫取商業利潤,在全世界建立起殖民地,於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主導與依附”關係便成為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國家關係模式,西方的文化、價值觀、政治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也由此在全球傳播開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不同國家以資本為紐帶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係,現代世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深度地聯為一體。

現代世界因為深刻的聯結而出現了繁榮,但是卻沒有因此而走向和平,相反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時刻伴隨著戰爭與危機。單純由商業資本提供的動能是盲目和具有破壞性的,永無止境地追逐利潤是它的本性,因此它不僅不是人類相互依存的內在根據,而且也無法提供和諧的世界秩序。在經歷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之後,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必須建立一種有效的國際合作機制,阻止衝突和戰爭的蔓延,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就是這樣一種理性努力的成果。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冷戰,在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世界的“兩極對立格局”中,意識形態衝突取代了殖民主義衝突,世界和平的希望再次破滅。這一時期,核武器競賽第一次將人類推向了隨時可能自我毀滅的邊緣。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美國一超獨大的單極格局,而單極格局同樣沒有給世界帶來穩定與和平,地區衝突依舊頻繁發生。當今美國“一超獨大”的單級化格局已經難以維持,在衝突和動蕩中世界“多極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尋求人類共存之道又成為新的問題。

二、自由主義的世界方案及其價值依託

在商業資本的世界性擴張過程中,國家轉變為服務於商業資本利益的政治權力工具,而發端並形成于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則成為與這一政治權力工具相互支援的意識形態。面對現代世界的深刻聯結和重重危機,自由主義試圖為我們塑造一種永久和平的世界理想。

自由主義所塑造的世界理想建基於特定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來源於兩種價值觀的歷史融合,一是西方價值觀,二是資産階級價值觀。前者是文化源頭,後者是階級歸屬。它們在經歷了數百年的融合之後已經渾然一體,為龐大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提供著強大的價值支撐。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原初形態,而自由主義則是在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辯護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於許多後發市場經濟國家來説,在它們追求現代化的社會進程中,以個人權利的優先性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價值主張,將會非常自然地成為一種為市場制度開闢道路的思想資源,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産生影響。這種價值主張也必然要求以其為根據進行制度設計,因此它試圖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模式改造後發市場經濟國家的制度,解決舊體制遺留下的問題。近代以來的歷史現實是,在許多後發市場經濟國家裏,自由主義的價值主張和制度設計在其傳播過程中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有些是經濟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有些是文化上的,還有一些是宗教上的。這些抵制力量相互交錯,使得自由主義價值觀不得不發生某種適應性變形。這種變形不僅沒有使自由主義更加適應變化了的世界,相反卻使它試圖推行的所謂“普世價值”與壟斷資本之間的隱秘關聯清楚地暴露出來。它使人們清楚地看到,在自由主義所宣揚的高遠理想和宣稱持守這些理想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戰略之間總是存在著巨大的裂隙。每當國家利益與高遠理想相衝突的時候,國家利益就會勝出,雙重標準就會出現。這樣一來,遭受質疑的就不僅是自由主義旗幟下的國際秩序,這面旗幟本身也因此而蒙垢。

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價值主張應和了國家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轉變的要求,因此它所代表的思想體系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全球一體化”戰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關聯,具體體現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國家競爭異常激烈和文化多元化訴求不斷增長的當代國際背景下,這種價值主張不僅遭到政治上的懷疑,而且遭到文化上的阻擊,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人類究竟應當怎樣在當今的時代謀求共存之道? 在這一問題上,自由主義的價值主張和它所發揮的作用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價值主張中包含著對差異化的尊重,因面有助於人們對多樣文化共存的國際交往原則的理解;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以所謂“普世價值”為根據進行制度設計,必然夾帶著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壟斷資本的霸權要求,從而對人類謀求多樣文化共存的合理世界秩序形成障礙。這兩個方面的相互掣肘,必然使自由主義在回答人類怎樣共存的問題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些自由主義者試圖通過建立“世界國家”而達到世界和平的設想便是這種矛盾性的典型體現。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納斯鮑姆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説,將建立“世界國家”作為人類的共存之道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在道德上也與自由主義所持守的基本價值自相矛盾。這是因為,“國家主權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它是人們維護自己自由意志的途徑,是人們維護為自已立法這一權利觀念的途徑。”。[4]自由主義不能一方面聲稱尊重多樣性,另一方面又主張用所謂“普世價值”消除多樣性。無論是試圖通過構建“普世價值”消除文化差異,還是試圖通過建立“世界國家”消除國家間衝突,都是試圖通過消除文明的歷史差異而實現永久和平的世界理想。這種世界理想是西方歷史上形成的價值觀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翻新和活化,具有明顯的西方優越論和意識形態色彩。

三、超越文明衝突論的中國智慧

商業資本雖然為全球化提供了初始動力,但全球化卻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過程,因此當代世界文明並不是西方文明單線擴展的結果。當代以及未來的世界文明,必將是不同文明通過交流與融合而形成的文明成果和文明形態。

馬克思説,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了公共的財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5]正是在這種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包容互鑒、互惠共榮的理念和人類共同生存的家園意識才可能逐漸形成。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進一步加快,特別是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各民族的文化交往進一步加深。通過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鑒,超越近代以來形成的“零和遊戲”思維、二元對立思維,在合作中尋求共贏,在對話中消除分歧,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華文化中“求同存異”、“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美美與共”等理念在新的國際共識形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華文明孕育了不同於西方的智慧,這種智慧對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有著不同於西方的理解。“和”的思想是中華文化的基本要素,在文明關係問題上,它所強調的“和而不同”迥然不同於西方“以文明化野蠻”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追求“道”,而“道”的實現則要遵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理念,這便是“和而不同”。“和”是中國人所崇尚的一種理想,它的基本內涵是差異互補、共生共濟、和諧共榮。“和”的理想落實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天人合一”,就是要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理想落實于文化交流,就是要相容並蓄、多元互融、文明互補,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中尋求文化的新生長;“和”的理想落實于國家間關係,就是要將“睦鄰相處”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原則,最終實現“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境界。

面對21世紀新的世界格局和歷史發展趨勢,習近平運用中國智慧對文明關係作出了新的闡釋,他説:“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樣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鑒、和諧共存,這個世界才能豐富多彩、欣欣向榮。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文明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我們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並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6]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這是基於中國智慧文明關係的理解,也是一個崛起的東方大國對新型全球合作關係的理解。這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共存之道的當代回答,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認為,當今時代人類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另一方面,人類也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7]當今時代是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不同文化、國家、制度之間,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清晰地呈現出差異,但它們之間的衝突又比任何時代都更易於引發危及整個人類生存的災難性後果。

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路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

問題和矛盾必然存在,但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以怎樣的方案應對問題。習近平説,在這樣的時代,人類的命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休戚與共。人們應當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不同的國家應當走出一條和衷共濟、合作共贏的新路子。在具體做法上,應當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用,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8]

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對唯物史觀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理想和行動方案,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的科學認識、關於未來的崇高理想、關於改造世界的積極行動的有機統一,是對唯物史觀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是一部充滿衝突和戰爭的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理想;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由商業資本的世界性擴張推動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的歷史將會永遠延續資本擴張的強制性邏輯和由它導致的文明衝突的國際秩序。習近平説: “歷史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塑造。”[9]人類的歷史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人類的未來取決於人們的理想、認識和行動。沒有對人類美好未來的理想指引,沒有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沒有這兩者有機結合之下的人類實踐,就沒有人類社會歷史的進步。歷史是人創造的,而人正是在理想的指引下,通過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和根據認識而進行的行動創造了歷史。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思想,體現了人類美好理想和科學認識的有機統一。這一思想從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出發,在理性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科學分析世界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維護世界和平、推動歷史進步的行動方案,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推向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

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思想,用世界歷史理論闡釋了15世紀之後由於世界市場的形成而出現的世界一體化的歷史。在馬克思看來,這種“世界歷史”的形成是生産力迅速發展基礎上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結果,即民族交往的擴大使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走向“一體化”,整個世界形成為有機的整體。和黑格爾將世界歷史歸結為絕對精神推動的結果不同,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的實質是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矛盾運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即具體民族的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辯證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説:“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10]世界歷史的思想使馬克思能夠超越地域民族的和階級的狹隘眼界,把紛繁複雜的社會關係歸結于生産關係,把紛繁複雜的社會歷史歸結于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推動的歷史,從而把握了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世界歷史的理論也使馬克思能夠將共産主義必然實現的哲學論斷落實于對近代以來人類歷史體現的必然性的考察,並將作為價值的共産主義理想與作為事實的歷史發展統一于改造社會的實踐。這為他開創以實踐為基礎、以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為方法論原則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前提。

作為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科學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方法論指導,而這一世界歷史理論也在社會主義實踐發展過程中不斷獲得豐富與發展。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極大豐富和深刻發展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內容。

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開創的“當代世界歷史理論”。十九世紀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還只是一種初露端倪的發展趨勢,伴隨著交通和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今天的經濟全球化已經真正將世界聯為一體,馬克思當年天才的理論推演已經變為真實的現實。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當代世界出現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浪潮彼此交錯、和平力量增長與毀滅性戰爭風險同時並存、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融合的矛盾不斷顯現、征服自然與保護自然的理念相互糾纏,等等。這些問題並不是近代西方商業資本擴張過程中世界經濟一體化所造成問題的簡單延續,而是新時代中的新問題,因此需要以新的理論加以回答。習近平提出的堅持對話協商、堅持共建共用、堅持合作共贏、堅持交流互鑒、堅持綠色低碳的理念和行動方略,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對世界歷史理論最好的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的捍衛和發展。雖然唯物史觀堅持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但馬克思從他那個時代激發無産階級革命熱情的急迫需要出發,主要從歷史運動客觀規律的角度,而沒有從道德規範的價值角度考察世界歷史。有人據此批評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決定論基礎上的歷史單線論。這種批評固然是錯誤和片面的,但它也説明我們在闡明世界發展大勢時,需要全面運用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原則,用崇高的道義佔據制高點,而不是僅僅訴諸事實性措述。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道德理想,以當今世界格局和發展趨勢為事實依據,並將這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對於人類應當怎樣共存和能夠怎樣共存的問題給出了科學而又有道義高度的回答。這一回答堅持和捍衛了唯物史觀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

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當今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提出的人類共存理想。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理想是實現共産主義,而這一崇高理想是通過社會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實踐實現的。不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立足於他們的時代,通過回答時代的問題推進這一崇高理想的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也呈現出全新的特點,國際範圍內的階級矛盾與文明衝突相互交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時並存。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習近平立足於中國和世界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和方略,對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回答。這一回答不僅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人類和諧共存的世界理想的中國表達,而且也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對這一崇高理想的時代表達。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頁。

[4].瑪莎•C•納斯鮑姆:《正義的前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頁。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525頁。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8頁。

[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544頁。

[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