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芻議

一

縱觀學術的發展史，“實踐出真知”現今已然成為當下科學研究的準則，清代處於中西文化交匯融合時期，舊思想與新思想對立又統一。

面對舊思想，我們要“推陳出新，革故鼎新”，面對新思想，我們要“虛心借鑒，辯證否定”。無疑將理論與實踐相互結合，歸納與演繹貫穿始終才是清代治學的一劑良方。

二

三

宋儒的“格物”忽視具體物理，妄圖追求所謂“絕對真理，無上智慧”是一種主觀的謬誤，不是客觀的科學方法。我們須知事無絕對，在求索知識時，當以益窮真理為目標，但真理是永無止境的，並且可以通過實驗與假設不斷推翻，一味追求絕對真理否定相對真理是科學發展的桎梏。

此外，宋儒所述“格物”全然不重視假設法，自然沒有實驗可以證實，因此所得觀點沒有科學依據支撐，縱使認識過程中有從個別到一般的歸納方法的矛頭，還需結合從一般情況的假設到具體個體的事實的演繹推論。從實踐中獲得認識，再用新的認識指導實踐，從歸納到演繹，再從演繹回歸歸納，求學者應謹記求索知識的過程是曲折發展螺旋式上升的。

四

五

六

七

此五上根據難免出現訛誤混錯等問題，這便需要校勘者評判復審以證古書的真實。一部古籍往往有多種版本及其他相關文獻資料，救正“日讀誤書”的危險是校勘學的應有之義。然而清代漢學家面對這些燦若星河的瑣碎元素，那種以證求真的校勘精神是學術研究的必由之路。

八

中國古籍是無數先輩翹楚為後世遺承的認知精粹，吾輩覓尋歷史文化從鑽究古籍著手實乃終南捷徑。因此，文獻學研究油然而生。從西漢末年劉氏父子的“向歆之學”到清代章學誠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中國古典文獻學不斷傳承發展，成為學術界求證務實的一股清流。

時至清代正處於一個中西文化，古今文化交染時期，疑古思潮的興起，傳統文化的興變引發了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反思。

宋儒“格物”欲“不役其知”這種被動的學術態度忽視了“假設”這一科學要義；朱子的“物而窮其理”雖具歸納但斷無演繹這便隔絕了“求證”這一務實方法。胡適引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諸例指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為”大膽假設”二為“小心求證”，並在這一求知過程中從科學應用的角度出發，講究實用態度，歸納與演繹貫穿始終。吾輩閱後應醍醐灌頂，銘刻於心。現將對清代治學的認知羅列如下：

1：憑證立意，若無實證實乃主觀臆測。

2：尋證要追根溯源，縱向沿襲歷史脈絡層層考證，橫向交叉學科互通旁證。

3：擇證分類排比，求同存異，大膽假設。

4：明晰真理與謬誤之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5：虛心借鑒，交流互通有無“三人必師焉”。

（作者：四川傳媒學院講師　曲柄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