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馮天瑜先生｜中華人文的世界影響（上）

編者按：驚悉著名學者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天瑜先生於2023年1月12日上午去世，傷感悲痛之餘，“道中華”特邀其學生聶長順老師提供馮先生的遺稿一篇，在此轉發（略有改動），以為紀念，並願逝者安息、家人親朋節哀保重。

先生生於1942年，湖北紅安人，身前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等職務。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著重從中國文化生態、中國文化特質和中外文化互動等方向進行闡釋發微，著作等身，名滿天下，主要著作有《“封建”考論》《明清文化史散論》《中國文化史斷想》《中國文化生態論綱》《中華文明五千年》《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合著）《中國文化史》（合著）等。

▲馮天瑜先生（1942—2023.1.12）。

研究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莫過於自新航路開闢以後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因為在此以後，中西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中國文化隨著西洋傳教士的介紹播散歐洲，對歐洲史上的思想啟蒙和現代理性精神的開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世界性影響正式開始。當然，在此之前，中國文化在東亞文化圈內已經産生了區域性影響，塑造了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文明形態。今作此小文，主要從中國傳統史學、思想文化、文學小説、建築藝術的角度分析中國人文精神對世界所産生的影響。

▲馮天瑜先生著作幾種，《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一書為2021年出版書目，與其學生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聶長順老師合著。

萬國通例、紛紛傚法——中國史學的域外傳播

中國史學編纂體例和方法、史官設置等對東亞文化圈諸國産生的影響巨大，而在東亞文化圈內，日本受中國古代史的影響頗深。

日本第一部史書《日本書記》（成書于8世紀）即倣中國正史的敕撰史書，體例採中國《史記》的本紀，依天皇立卷，編年記事；多處摘抄中國史書原文。日本設立史官，也倣自漢唐。受中國文化啟發，日本學者的修史宗旨在於作政治借鑒和人倫規範，宣揚大義名分，勸善懲惡。體裁取中國史書範例。史筆或春秋筆法，一字褒貶；或“據事直書義自見”，編者不予置評；或設論讚，縱論善惡得失；史評則常援引中國同類史實而評判日本歷史的意義和價值。

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聘明儒朱舜水（1600—1682）為賓師。朱舜水向弟子安東守約、安積覺等講授“尊王攘夷”説，形成水戶學派，對日本江戶至明治時代的修史及政治均有影響。水戶藩編纂《大日本史》，多有朱舜水弟子及再傳弟子參加。該書倣《史記》，有“日本史記”之稱。

朝鮮的《高麗史》、越南的《大越史記》也從體例到史觀、史體都深受中國史學的影響。東亞各國還仿傚中國的修史制度，開史館，設史官，編撰史書。史官制度及撰史宗旨、方式上的一致性，成為東亞文化圈的重要元素。

歐洲啟蒙思想家也高度讚賞中國史學的非宗教的理性主義精神及連綿的歷史記錄，但經過改造，主要被用來反對宗教神學和蒙昧主義，正如伏爾泰所説的“用中國這個例證把《聖經》的歷史權威打得七零八落，這就足夠了。”

陰陽之道、關涉科學——《易經》與萊布尼茨二進位

16世紀以降，入華耶穌會士向歐洲介紹中華元典《易經》《老子》和宋明理學等，西方人因之耳目一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首先認識到中國文化對西方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開啟以後啟蒙思想家借重中國文明鞭笞舊歐洲傳統的先河。他在歐洲與中國文化之間作比較時就説到“歐洲文化之特長乃數學的、思辨的科學……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

萊布尼茨對二進位算術的研究，就受到中國古代《易經》的重大啟示。1701年，法國入華耶穌會傳教士白晉在給萊布尼茨的信中附寄了兩張易圖，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萊布尼茨對此詳加研究，認為八卦的排列是人類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數學上“二進位”思想。1703年，萊布尼茨在《皇家科學院科學論文集》中發表了題為《二進位計算的闡述》的論文，並將二進位擴展到加減乘除四個方面。

沒有二進位法，就不可能出現現代數理邏輯和電腦科學。而萊布尼茨能夠成為符號邏輯或數理邏輯的前輩，學界公認是受到了《易經》陰陽理論的影響。

人文理性、祛除神魅——中國理性精神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助益

啟蒙運動是18世紀在歐洲各國爆發的影響深徹的思想運動，其基本特徵就是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啟蒙思潮的出現，固然有其深厚的經濟、社會根源及歐洲思想淵源，而來自東方的具有實用理性精神的中國文明也為其提供了啟示，成為伏爾泰及與其同時代啟蒙思想家藉以鞭撻中世紀歐洲的“巨杖”。

首先，這體現在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理性的推崇。如伏爾泰就希望在清除現存的基於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後，建立一個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爾泰心目中，中國儒教乃是這種“理性神教”的楷模。他的書房挂著孔子畫像，下面題著四句頌詩：

子所言者唯理性，實乃賢者非先知，

天下不惑心則明，國人世人皆篤信。

因此，伏爾泰稱讚中國哲學“既無迷信，亦無荒謬的傳説，更沒有詛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條”。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也指出“孔教否認靈魂不死”。狄德羅《百科全書》中關於“中國”一段，介紹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國哲學，認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稱中國儒教“只須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國平天下”。

在中國歷史上，入主中原的異族無一不被中華文化所同化，歐洲啟蒙思想家認為這是中國所特有的倫理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所致。伏爾泰對此深有所感，遂倣照元曲《趙氏孤兒》編寫詩劇《中國孤兒》，劇中崇尚武功、暴力的成吉思汗（伏爾泰將劇中的王者取名“成吉思汗”，乃是基於歐洲人對成吉思汗熟知所致，實與成吉思汗無關）最後折服於崇高的道義。伏爾泰在這個詩劇的前言中寫道：“這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體現了理性與才智對盲目和野蠻的力量具有自然的優越性。”

其次，啟蒙思想家更進一步，希望“哲學代宗教”。在德國，以“哲學的宗教”來代替正宗的宗教的哲學思潮，也受到中國哲思的影響。黑格爾雖輕視中國哲學，但他認為中國在宗教方面“是依賴自然界的各種對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質的上天”而非杳冥難測的神意卻一語中的。

在英國，啟蒙學者也常常引用“中國人的議論”來批駁《聖經》。18世紀早期的自然神論者馬修·廷德爾在其《自創世以來就有的基督教》中，對孔子與耶穌、聖保羅的言行加以比較，認為“中國孔子的話，比較合理”。休謨也認為“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學徒”，故中國哲學可作為英國自然神論者的思想材料。

倫理準則滲透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中國哲學的這一特質也引起歐洲思想家的注意。法國啟蒙學者霍爾巴赫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出現危險”。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萊布尼茨也説道：“如果請一個聰明人當裁判員，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麼我相信，他會把金蘋果送給中國人的。”法國大革命時期，中國的德治主義還對雅各賓黨人發生影響。1793年，羅伯斯庇爾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第6條引用中國格言：

自由是屬於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歐洲思想家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國文化不免帶有理想化色彩；但中國哲學對於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思想體系的完善確乎發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就開始了文藝批評運動，而發現中國一舉又大大推動了這一運動的蓬勃發展。”從19世紀中葉開始，歐洲加速了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吸收，使之成為推動歐洲哲學思想、社會變遷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

古今相續、昭示永恒——太極圖的後現代啟示

“太極”是中國古哲術語，意為演生萬物的本源。太極圖由黑白兩個魚形紋合抱成圓形圖案，俗稱陰陽魚。它形象地表達了太極陰陽輪轉、相反相成是萬物生成變化根源的哲思。陰陽魚週邊配以八卦，合成“八卦太極圖”，亦稱“太極圖”。

陰陽八卦思想是中華先民的偉大發明。相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重疊八卦成六十四卦。這是把先民群體（無名氏）的創造歸之於“文化英雄”（伏羲、周文王等）的説法。作為哲學範疇的“太極”，由戰國時期的《周易》（包括經、傳）提出：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宋人周敦頤繪“太極圖”，完成太極八卦觀念的圖式化。其《太極圖説》詮釋“太極”曰：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圖生動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構成的奧秘：陰陽對立而又統一，相應而又合抱。太極圖中心陰陽魚的S曲線，是一分為二的陰陽雙方彼此依存、制約、消長、轉化的動態展現。由此曲線判分的陰陽雙方，互補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徵著宇宙萬象遵循對立統一法則實現的和諧。在陰陽魚周圍繪出伏羲八卦圖，合稱“伏羲太極圖”，乾陽表南代夏，坤陰表北代冬，符合北半球季節變遷實況，顯示了季節之變的順時針方向並與宇宙天象旋渦運動相吻合。

太極圖將易道的“流行”與“對待”兩大精義生動揭示出來，體現了從社會人生到宇宙萬象的多元綜合性、互補和諧性、動態演化性。這種特性體現于天人之際，便是人類與自然相親和，彼此發明、相互推進。這種人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共生，表現於人世間，便是“五倫”的良性互動共濟，“和而不同”。

陰陽互補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觀念，是克服主客兩分對立的現代病的啟示之源。本來，從宇宙萬象到社會人生，莫不包含陰、陽兩種因素，月亮、女性、收縮、保守、響應、合作、直覺、綜合可歸於“陰”；太陽、男性、擴張、要求、進攻、競爭、理性、分析可歸於“陽”。

近兩三個世紀以來，在機械論指引下的工業文明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引發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現為陽盛陰衰——理性知識、分析、擴張被發揮到極致；直覺知識、綜合、生態意識卻被輕視乃至忽略。這種“崇陽文化”的無節制發展，已經造成“現代病”的蔓延：其一，人與自然關係緊張，生態危機已愈益迫近；其二，人際關係緊張，即便一個社會內部也有矛盾加劇的可能。健康的發展前途是：適度提升陰性因素，以達成動態的陰陽平衡。

恰值“後現代”門檻，一些站在科學及哲學前沿的西方學者，揭示中國古典文化的當下意義。1930年，科學史家喬治·薩頓在題為《東方和西方》的演講中説：“新的啟示可能會，並且一定會來自東方。”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影響，決非僅屬過去時，更具有現在時、未來時的意義。而和諧之道最完美的表述，莫過於太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