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緬懷共和國科技脊梁
——這一年35位院士離我們而去
又是一年清明時，梨花風起寄哀思。去年清明至今，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已故院士名單上，又添了35個名字。他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黨領導的科技事業，斯人已逝，幽思長存。面對這些離我們而去的國之棟樑，我們以文字遙寄英靈。
一年來故去的35位院士中，彭士祿對黨的感情非同尋常。1925年，他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是無産階級革命家、我國早期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之子，年幼時，父母相繼為革命犧牲。4歲那年，他便成了孤兒。
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斬草除根”，彭士祿過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生活，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一度靠乞討度日。直到1940年，周恩來託人輾轉找到他，並把他送到革命聖地延安。
1945年，彭士祿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51年，他經組織推薦考核前往蘇聯學習。
20世紀50年代末，學成回國的彭士祿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動力。從此，他便與核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彭士祿被譽為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墾荒牛”，他主持設計建造了我國第一座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參與成功研製第一艘核潛艇、引進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組織自主設計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電站，為中國核動力的研究設計建造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他曾在自述中這樣寫道：“如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很多院士都懷有這種對黨忠誠、愛國奉獻的家國情懷。
一年來逝去的35位院士，多數都是中國共産黨黨員。有兩位院士在《入黨志願書》中表明的在黨領導下科技報國的決心，讓人印象深刻，他們是童秉綱和王綬琯。
在1978年遞交的《入黨志願書》中，童秉綱寫道：正是本著對黨的信仰和威信，近三十年來，雖幾經風雨，遍歷坎坷，我對黨的信仰不動搖，始終激勵自己勤奮學習，積極工作，希望有益於黨和人民的事業。1979年，王綬琯在《入黨志願書》中寫道：在黨的十一大，把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寫進黨章，在五屆人大，科學大會，黨向我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我決心要儘自己的一切力量，來報答黨對我們的期望。
可以説，黨領導的科技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凝結著廣大院士的心血和汗水。
一年來逝世的35位院士中，戴元本、馮端、王綬琯和沈善炯是最早當選院士的。
戴元本主要從事量子場論和粒子物理理論方面的研究，在奇異位勢和非定域位勢的瑞奇極點理論、層子模型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馮端主要從事凝聚態物理研究，是我國晶體缺陷研究的先驅之一，在鐳射晶體聚片多疇、奈米調製結構和金屬超晶格等方面取得了獨創性成果；
王綬琯曾長期主持我國天文學總體發展，領導研製中國首臺射電天文望遠鏡等重要觀測設備，聯合提議建設國家“九五”重大科學工程——郭守敬望遠鏡(LAMOST)；
沈善炯專長探索共生固氮菌與宿主植物間相互作用的遺傳學關係，在固氮遺傳方面的成就為國際所公認，為奠定中國近代分子遺傳學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他們于1980年當選學部委員。這一年，距離上一次中科院學部委員增選已經過去了23年。上一次增選還是1957年。改革開放後，中科院又重新啟動了學部委員增選工作。1980年11月，中科院學部增選283名學部委員。
“繁霜儘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葉丹。”兩院院士是國家的財富、人民的驕傲、民族的光榮。
一年來逝世的35位院士，多已到耄耋之年。
百歲院士兩位：李東英、沈善炯；
“90後”院士19位：張乾二、童秉綱、曾毅、曹楚南、戴元本、劉若莊、保錚、馮端、王綬琯、程鎔時、周毓麟、謝毓元、鬱銘芳、肖碧蓮、文伏波、陳灝珠、侯鋒、沈忠厚、彭士祿；
“80後”院士12位：李吉均、陳定昌、張新時、張俐娜、金展鵬、周又元、陳肇元、許其鳳、鄭守仁、李冠興、鄒德慈、李京文；
令人痛惜的是還有兩位“60後”院士過早地辭別了中國科技界，一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萬衛星，另一位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王玉普。
他們將自己的一生傾注于黨領導的科技事業，或取得原創成果，或突破核心技術，或解決重大問題……他們是共和國科技的脊梁，我們永遠懷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