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岱沙：從豪門閨秀到延安青年

1938年6月的一天，愛國民主人士康心之的家裏傳出一條消息：他不到20歲的二女兒康岱沙失蹤了！不久，又傳出消息：康岱沙放著千金小姐不做，離家出走到延安投奔共産黨了。

康岱沙為何放棄錦衣玉食的生活，前往延安？12月19日，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館員李葭在接受重慶日報記者採訪時，道出了其中緣由。

趕赴延安接受艱苦環境鍛鍊

康岱沙，1919年2月出生，其父康心之是重慶頗有名望的民族資本家，與于右任、邵力子等國民黨上層人士均為好友。位於重慶市城區內領事巷10號的“康宅”——寬庭闊院，遠近聞名。

“由於家境優裕，康岱沙從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李葭介紹，康岱沙在北平小學畢業後，便到上海念中學。未曾想盧溝橋的槍聲，打斷了她的求學夢，父親康心之也不免擔心，於是趕緊將康岱沙和其他幾個子女接回重慶，康岱沙被送到女二師（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師範學校）借讀。

“女二師是所比較進步的學校，師生們的抗日情緒高漲，康岱沙受到老師和同學的影響，逐步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積極參加學校的救亡宣傳活動。”康岱沙的出色表現，引起學校中共秘密組織的注意，在黨組織的積極引導和培養下，1938年6月1日，康岱沙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入黨後，康岱沙接觸到了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論知識，但她並不滿足。後來，她看了從延安傳過來的書報，其中提到的主張和觀點令她十分佩服。她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現在的生活環境充滿束縛和壓抑。而最令她痛苦的還是她和家庭的矛盾關係——她日常的生活離不開家庭，而家庭本身卻又是革命的對象。

於是，康岱沙決定去革命聖地延安，到艱苦的環境中去接受鍛鍊，將自己從千金小姐改造成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

家人反對她這個決定，康岱沙的父親甚至以登報斷絕父女關係相逼。最終，康岱沙決定離家出走。她于1938年6月底到延安，並很快適應了新環境，全身心地投入到緊張的學習生活中去。

利用身份回渝開展統戰工作

1939年夏季的一天，鄧穎超找到康岱沙，並告訴她一個不幸的消息——康岱沙出走後，奶奶去世，母親也因為掛念她生病臥床不起。

這一消息，讓康岱沙一時間無法接受。鄧穎超邊安慰康岱沙邊對她説：“你的父親一再托恩來和林老（林伯渠），要我們轉告家人對你的思念。他希望我們把你送回去，你看怎麼辦好啊？”

此時的康岱沙怔住了，家中至親的病故讓她心痛不已。她非常思念自己的親人，但一想到要回去做一個無視民族危亡的“冷血人”，康岱沙堅定地説：“我就是要到前方去抗日，不想回重慶那個家。”

“你留在延安學習、工作或到前方去，當然也都很好。但是，你想過沒有，你回重慶工作，是不是更具備優勢？你可以利用你的家庭和社會關係開展工作嘛。”鄧穎超的一席話讓康岱沙茅塞頓開。

1940年5月，康岱沙隨周恩來從延安返回重慶。黨組織要求她表面上繼續當好自己的千金小姐，在對周邊人群開展統戰工作的同時，利用家庭和社會關係的有利條件，盡一切可能了解國民黨內的相關情況和統治階級內部利益關係、矛盾衝突等，並不定期直接向周恩來彙報。

與此同時，周恩來、鄧穎超也通過康岱沙擴大了統戰工作範圍：他們約見久居康家的于右任、邵力子，與其暢談時事，宣傳我黨“聯合抗日”的進步主張，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援；他們邀請康岱沙的叔父康心遠（寶豐公司總經理）和嬸母（康岱沙的嬸母與鄧穎超是天津女師的同窗好友）吃便飯，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希望他們做有利於抗戰的進步商人。

漸漸地，位於重慶領事巷10號的“康宅”成為了民主人士聚集的場所，在這裡，“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正式成立，一大批愛國人士、國民黨左派以及在國民黨政府內擔任較高職務的進步人士團結在了共産黨的周圍。

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官

1941年，康心之調任成都，康岱沙轉到成都光華大學經濟係讀書，繼續利用自身優勢為黨收集情報。一切本是風平浪靜，但1943年夏康岱沙卻意外被捕。

1943年的一個星期六，康岱沙如往常一樣坐黃包車從學校回家，快到青羊宮的時候突然被兩個男人從車上拽下來塞進了一輛汽車，並把她的眼睛蒙上，轉投到了一所有武裝看守、戒備森嚴的監獄。

當康岱沙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到了陰暗潮濕的大牢。這時，她才終於明白，這不是綁架，而是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了。

“康岱沙在成都的活動早就被盯上了，但由於國共合作抗戰的大環境和其父康心之的社會影響，特務輕易不敢動手。”李葭介紹，1943年，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共産國際解散，國民黨趁機叫囂要中共交出軍權和政權，國內局勢一時間變得異常緊張，國民黨特務到處抓捕愛國青年和民主人士，從延安歸來的康岱沙理所當然成為了“關照”對象。

面對緊鎖的牢門，面對監獄內的多次審問，康岱沙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一名在光華大學讀書的學生，其他一概不知。康家人得知女兒從學校離開後一直下落不明，四處打聽尋找，委託康岱沙姻伯李伯申（時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以身家性命擔保，才將在獄中關押了一個多星期的康岱沙營救出來。

國民黨將康岱沙列入了“黑名單”，由省特委會對她出獄後的一切行動實行管訓，如“未經批准不得離開成都40華里”；要按時、按要求到指定地點彙報情況、報送“學習心得”，否則康岱沙就有再次被捕的危險。

後經組織指示，康岱沙轉到燕京大學讀書。但由於她一直未按國民黨的要求進行思想彙報，國民黨特務機關終於對她失去了“耐心”，數天內給她寄去了兩封內容相似的警告信，要康岱沙于1944年6月下旬的某天到某地去彙報思想，如不到場，後果自負。

為保證康岱沙的安全，黨組織決定將她送回延安。1945年2月，康岱沙終於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

新中國成立後，康岱沙曾先後擔任駐印尼、柬埔寨和羅馬尼亞等國使館的高級外交官，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女外交官。

“康岱沙勇於擺脫資産階級思想和生活環境的束縛，一心追求進步，在革命鬥爭的洗禮中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強的無産階級戰士。”李葭説，今天，我們每一個黨員都要學習康岱沙自我革命的精神，堅持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確保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