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這樣走來--《毛澤東關於赴渝談判問題致蔣介石的電報》

《毛澤東關於赴渝談判問題致蔣介石的電報》。1945年8月24日，毛澤東在接到蔣介石第三次電報後回電，表示即赴重慶商討和平建國大計。

這是關於重慶談判的檔案。還在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就明確指出：一方面要盡力爭取和平民主，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範圍，或者推遲全面內戰爆發的時間；另一方面，也要不怕威脅，準備以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雖然早就下決心在抗戰結束後，通過內戰消滅共産黨，但他的主力軍隊都在大後方，部署兵力還需要時間，加上國際上也要求中國在戰後保持和平。因而他主動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他料定毛澤東不會去，這樣他就可以給共産黨安上拒絕談判、蓄意內戰的罪名，把戰爭的責任推在共産黨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

蔣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同時，蘇聯也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新口號，認為和平是能爭取的，蔣介石有可能採取暫時的和平，將來等待機會消滅我們。這次談判應該去，不能拖。會議決定先派周恩來去重慶，隨後毛澤東再去。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表明準備隨即赴渝。這份檔案就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復電全文。

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國內和平避免內戰，讓廣大人民和各界人士了解中國共産黨的和平誠意，揭穿國民黨的陰謀。8月28日上午11時，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飛機抵達重慶。當時黨內外都有人擔心毛澤東到重慶後遭到蔣介石的暗算。8月2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説：我去，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要充分估計蔣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如果我們做出一些讓步還不行，那麼，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裏辦點事。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以大無畏的勇氣，用親赴重慶這一行動，向國內外宣告:中國共産黨是真誠地謀求和平的。

毛澤東等到達重慶，受到各階層民眾的熱烈歡迎，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重慶談判從8月29日開始，到10月10日結束。在此期間，毛澤東直接同蔣介石就國共兩黨關係的重大問題進行多次商談。有關國內和平問題的具體談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政府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之間進行的。在談判中，為了爭取全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中國共産黨在談判中作出了很大犧牲和讓步，以推動談判取得進展。特別是在解放區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這兩個最為重要的問題上，共産黨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讓步。但是，國民黨方面按照蔣介石確定的方針，在所謂“政令軍令統一”的藉口下，執意要共産黨“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放棄地盤”。

周恩來、王若飛根據事實給予有力駁斥，指出解放區和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長期浴血奮戰的成果，完全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由於國民黨方面不作任何讓步，談判在這一方面沒有達成共識。

在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廣泛地進行了爭取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澤東會見了國民黨左派人士宋慶齡、馮玉祥、譚平山、柳亞子、張伯苓；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社會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釗、馬寅初；以及國民黨軍政要員孫科、于右任、陳誠、白崇禧等。還會見了蘇、美、英、法等國的駐華使節，反覆説明中國共産黨的基本主張。周恩來也多次舉行有各民主黨派和國際人士參加的座談會，與各界代表交流對談判的意見。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在重慶桂園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

在會談紀要中，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雙方協議“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確定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這是重慶談判最重要的兩項成果。

重慶談判的舉行和《雙十協定》的簽訂，表明國民黨方面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的會議，使中國共産黨關於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儘管《雙十協定》公佈後不久，即被蔣介石公開撕毀，發動了大規模內戰，但是，重慶談判還是推遲了內戰的爆發，為中國爭取了暫時的和平；同時向國內外廣泛宣傳了中國共産黨的主張，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為後來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進一步贏得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