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這樣走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1942年12月毛澤東起草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手稿。這是關於敵後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一件重要的指導性檔案。

加強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産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的重要一環。但是， 1940年冬，國民黨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軍政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彈藥、被服等，並揚言“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特別是從1941年起，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開展頻繁的“掃蕩”、“清剿”，實行“三光”政策。加之華北又遭遇歷史上少見的特大災害，所以，從1940年冬開始到1942年，華北抗日根據地陷入嚴重困難之中。

毛澤東在手稿中寫道：“1940年及1941年”，“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藥，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窩。人家用停發經費與封鎖經濟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

到1942年，敵後根據地的軍隊減少了五分之一，總人口減少了一半。魯南八路軍戰士有半年用樹葉、地瓜秧、花生皮等摻一點糧食吃。面對困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産運動，自己動手解決糧食（問題）。同時開展減租減息，提高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南泥灣就是軍隊開展大生産運動的一個典型，在八路軍的生産運動中，荒蕪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該文後來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改為《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在報告開頭第一句話就説：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歷來就是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還指出財政與經濟的關係是：“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影響經濟，但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

發展經濟，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用發展經濟而不是用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困難，可以説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一個特點。

毛澤東在報告中，將“邊區經濟，分為民營、公營兩個方面。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工商業，公營經濟則是政府與軍隊所經營的農工商業。”而“這兩方面的作用與關係：民營經濟是為了解決邊區一百四十萬人民的生活，同時以租稅的形式援助政府與軍隊……在這裡適用的原則，就是公私兼顧或曰軍民兼顧。”他明確指出公私兼顧也可以説是軍民兼顧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的黨員政府不注意動員人民並幫助人民發展農工商業，則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戰需要亦不能供給，其結果就是軍民交困，軍心民心不能鞏固，一切也就無從説起了。所以，黨與政府用極大力量注意人民經濟的建設，乃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

在邊區的大生産運動中，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領導人都以身作則，參加到生産運動中去。毛澤東也身體力行。1943年初，他在楊家嶺窯洞下面開墾了一塊地，種上了菜。朱德總司令也組織了一個生産小組，開墾了三畝菜地。1943年，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周恩來、任弼時、李富春等領導人爭先參加，任弼時奪得紡線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1943年春，毛澤東揮筆為陜甘寧邊區工農業生産成績展覽會寫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題詞。

主持人：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敵後根據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大生産運動和經濟建設，軍隊和政府用多種形式幫助群眾發展農業生産，同時還力所能及地發展起工業生産，自己生産武器彈藥和生活用品，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明顯改善，使各抗日根據地渡過了嚴重困難。這不但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更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