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蘿蔔頭”一家三口用生命捍衛革命理想

七月十四日，市民在紅岩魂紀念館了解“小蘿蔔頭”一家三口的事跡。記者 齊嵐森 攝

■“我決不能彎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饒；人生百年終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這是1941年，剛入獄不久的宋綺雲寫下的小詩。

■為獄中的難友送麵條，散發“獄中挺進報”，讓革命之火在獄中燎原……他們一家三口不僅用生命捍衛革命理想，也為新中國的成立貢獻了力量。

“您就是宋社長（宋綺雲1941年8月被捕前擔任《西北文化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的太太徐林俠吧？”1941年11月的一天，西安市郊外的一所民房外，一名帶著鴨舌帽的男子對面前的女子説。

“先生是？”女子疑惑地問道。“我是宋社長手下的工人，這是宋社長的親筆信。”説著，這名男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

“速將換洗衣服送來。”待看到信上寫的那幾個字時，女子趕緊追問：“他在哪？為什麼不親自來？”

“他工作太忙，脫不開身，麻煩您親自走一趟，明天中午12點，我在報社等您。”説完這句話，男子轉身消失在黑夜中。

“那名女子就是曾擔任中共江蘇邳縣縣委委員、婦女委員的徐林俠，那名男子則是國民黨特務。第二天，徐林俠便和尚在襁褓中的兒子‘小蘿蔔頭’宋振中一起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了。”7月8日，站在紅岩魂陳列館“小蘿蔔頭”肖像前，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館員王浩給重慶日報記者講述當年的情景。

監獄裏成長起來的謙謙少年

據史料記載，宋振中的父親宋綺雲1904年出生於江蘇邳縣（今邳州市），1926年10月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在此學習期間，他接受共産主義思想，並於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宋振中的母親徐林俠同樣在1904年出生於江蘇邳縣，1924年考取江蘇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28年10月，宋綺雲與徐林俠結為革命伴侶，並在1941年生下幼子宋振中。

“雖然在襁褓中就不幸被捕，但徐林俠卻從沒忽視對宋振中的教育。”王浩説，她經常給幼小的宋振中講革命故事，讓他從小就擁有正確的善惡是非觀念。

在徐林俠的教育下，宋振中表現出遠超同齡人的成熟。據解放後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委統戰部部長的胡春浦回憶，1947年胡被抓進白公館後，因為患有嚴重的胃病，根本吃不下糟糕的牢飯，只能躺在陰暗的地鋪上，兩天都不能動彈。當時僅7歲的宋振中從門縫裏看見這種情況後，告訴了徐林俠。徐林俠遂把自己做苦工掙下的掛麵，下了一大碗，讓宋振中給胡春浦送來。

這樣的行為讓胡春浦十分感動，在寫給宋振中家人的信中，他曾深情地寫道：“在我經受酷刑之後，最痛苦、最困難的時候，是‘小蘿蔔頭’給我送來了一碗麵條，是這碗麵條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獄中有黨組織、有同志在關心我、鼓勵著我，這給我增加了鬥爭和戰勝敵人的信心！”

獄中黨組織的小交通員

紅岩魂紀念館內，“小蘿蔔頭”塑像的脖子上係著紅領巾，眉眼裏都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

“宋振中對外面的渴望不僅是希望自己能像同齡人一樣自由奔跑，更希望能和同齡人一樣在課堂內學習。”王浩説。

原來，隨著宋振中的成長，宋綺雲和徐林俠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外出讀書，但這個要求卻被獄方斷然拒絕了。面對這樣的情形，宋振中所在的息烽監獄秘密黨支部經過研究後，決定採用絕食和罷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經過大家的不懈努力，獄方終於答應讓宋振中在監獄內接受教育，並指派愛國將領黃顯聲將軍擔任他的老師。

據史料記載，從1947年底到宋振中犧牲，他一直都在黃顯聲處學習文化。“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裏，黃顯聲不僅給‘小蘿蔔頭’講地理，告訴他中國有多大，還通過講述歷史故事的方式，讓他對共産黨和馬克思主義有充分的認識。”王浩説。

在學習知識的同時，宋振中還利用自己的年齡優勢成為獄中黨組織的交通員，為黨組織做了不少工作。據史料記載，從息烽監獄轉到白公館監獄後不久，宋振中結識了同被囚禁於此的陳然。在了解陳然的經歷後，宋振中幫助他與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並把黃顯聲將軍摘錄的消息提供給他，由他進行簡單編發後，再由宋振中把這些寫有消息的小紙片送到各個牢房。這些小紙片也被難友們親切地稱為“獄中挺進報”，它們的存在使堅持獄中鬥爭的同志們受到了極大鼓舞。

為父親傳遞給獄友的序文

在紅岩魂陳列館，記者看到一封特別的書信，這封名為《送含章同學赴金陵序》的書信為宋綺雲所寫，全文共1400多字。整篇書信不僅文辭優美，引經據典，借古喻今，還通過揭露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黑暗，表現了作者樂觀的革命精神以及對革命必勝的信心。

“這封書信為宋綺雲在1947年所寫，原件收藏在宋振中哥哥宋振鏞在北京的家中，紅岩魂陳列館展出了這篇序文的複製件。”王浩説，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學是宋綺雲在白公館監獄的難友，但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黃埔軍校畢業生。

宋綺雲為什麼會和他們有關係呢？據史料記載，梅含章等人因組織反蔣的“青年將校團”，被關押在宋綺雲斜對面的房間。宋綺雲見狀，先是以同鄉的身份接近，再通過關心他們生活起居的方式，與他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據《紅岩春秋》記載，由於是蔣介石的同鄉，梅含章深受蔣影響，擁護“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主張，堅信“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但又因正當壯年，卻遭遇牢獄之災，常自嘆前途暗淡，焦慮不安。宋綺雲在和他成為朋友後，通過列舉古今中外的事實，駁斥蔣介石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主張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欺騙性，逐漸讓梅含章等人的思想開始轉變，傾向革命。

1947年3月，王鳳起、梅含章等人收到家書，得知陳誠正在南京解救他們，不久將得到釋放。當宋綺雲得知6人將被釋放的消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宋綺雲意識到，梅含章等人獲釋，是一大幸事，如果稍加引導，能讓他們走上為大眾謀解放的道路。

當夜，宋綺雲分別給6人寫詩留念，除了給梅含章寫了一首長詩外，還特意書寫《送含章同學赴金陵序》一文，讓宋振中送給梅含章等人。“宋綺雲在文中提到‘願效貢公之喜’，意思是願意像西漢貢禹那樣，為朋友能出獄而高興，文末的‘日之升矣，其將痛飲于東山之上’體現了宋綺雲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王浩説。

梅含章收到宋振中送來的詩文後，仔細閱讀，激動不已。揮筆寫下一詩回贈宋綺雲：“牢裏相處親又親，共話肺腑期有成；臨別千言銘座右，誓將熱血報知音。”

“梅含章等人出獄後，果然履行了當日的誓言。”王浩説，例如梅含章不僅協助策動江陰要塞炮兵起義，為解放軍順利渡江立下功勞，還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了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員等職，為祖國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我決不能彎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饒；人生百年終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這是1941年，剛入獄不久的宋綺雲面對國民黨特務威逼利誘之時，寫下的小詩。”王浩説，他們一家三口不僅用生命捍衛革命理想，還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特殊的戰場上，為新中國的成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