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以我血獻后土 換得神州永太平
“願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
車耀先用生命兌現詩中的承諾
7月8日，遊客正在參觀羅世文、車耀先事跡展。（本組圖片由記者齊嵐森攝）
7月8日，沙坪壩區歌樂山松林坡遺址群內展出的車耀先在獄中寫的《自序·先説幾句》。
“車先生，這裡有一封您老家的電報。”1940年3月，成都市山橋南街的一家餐館外，兩名男子一邊敲門，一邊大聲地説。
過了一會兒，餐館的門緩緩打開，一位杵著拐杖的中年男子出現在門口。當看到這名中年男子時，敲門的兩人並沒有拿出所謂的電報，而是指著外面漆黑的路説：“車先生，我們上峰有請，跟我們走一趟唄……”
“那名杵著拐杖的中年男子就是曾經擔任中共川康特委軍委委員的車耀先。”7月5日，在歌樂山“高揚旗幟濟蒼生——羅世文、車耀先事跡展”現場，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館員王浩為重慶日報記者還原了車耀先被捕的一幕。
開展地下鬥爭
開辦努力餐餐館
“車耀先開辦的努力餐，不僅是一家餐館，也是我黨開展地下鬥爭和統戰工作的重要場所。”王浩説。
據史料記載，1894年出生於成都大邑的車耀先，曾在川軍中擔任士兵、司務長、連長、團長等職，並曾參加過北伐戰爭。1927年，因劉湘與蔣介石勾結，製造了殘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眾的“三三一慘案”，車耀先憤而離開川軍，于1928年東渡日本遊學，並於1929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1929年5月，車耀先帶領全家在成都市山橋南街開辦了努力餐餐館。店名之意，取自孫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車耀先的女兒車毅英曾撰文回憶，彼時，車耀先為辦好努力餐，不僅特聘了當年在滇軍為朱德做過飯的何金鱉擔任首席廚師，製作出燒什錦、白汁魚、清湯三鮮、宮保童子雞等諸多特色菜，還每天面向市民出售大肉蒸餃和大眾蒸碗飯，讓他們能吃到物美價廉的飯菜。
車毅英在文章中提到，作為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共産黨員來這裡時，只需説出“一菜一湯”的暗號，就可以免費進餐。她著重提出，特別是1930年10月，車耀先參與策劃的“廣漢兵變”失敗後，努力餐更是成為不少地下黨員的避難所。
記者還了解到，由於車耀先主要從事的是統戰工作，努力餐在為革命活動籌集資金的同時，也成為不少進步人士聚會的場所。
紙短情長
自傳序言背後的革命情懷
“出生貧苦，不可驕傲；創業艱難，不可奢華；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余之不足，能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全之國民，則余願是矣……”
在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記者看到了一本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英烈頌》，翻開圖書，這段文字映入記者的眼簾。
“這本書上收錄的是車耀先在獄中寫下的《自序·先説幾句》中的話，也是他留給子女們的‘遺言’。”王浩説，他寫下這段文字和國民黨特務發的一本圖書有關。
原來，1940年在成都因“搶米事件”（指軍統特務頭目康澤等人指使特務，混入群眾，在1940年3月14日晚策劃的搗毀商鋪、搶劫米市的暴亂，事後國民黨污衊共産黨為始作俑者，給中國共産黨加上“破壞抗戰”的罪名，大肆抓捕進步人士）被捕後，車耀先被押解到重慶，面對國民黨的嚴刑拷打，他不為所動，只承認一度參加過中國共産黨，脫黨已久並未恢復，以同他在《大聲》週刊第十三期上發表的《我是什麼人？》一文中“（民國）十八年加入共黨。‘九一八’後，因工作不力遂被開除”的聲明相吻合。
“硬的不行，以戴笠為首的國民黨特務只好採取攻心戰術。”王浩説，戴笠聽説車耀先對馮玉祥比較尊敬，便表示，只要車耀先發表一個聲明，就請馮玉祥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並委派他出任四川省民政廳廳長。車耀先斷然拒絕，表示“寧死也不同意”。
據史料記載，當車耀先從重慶轉移到貴州息烽監獄後，特務發給他一套蔣介石極為推崇的《曾文正公家書》。車耀先原本對此書不屑一顧，但仔細閱讀後，卻産生了一個想法：自己今後能否出獄斷難預料，妻兒一別不知何時再能團聚，何不乘此機會給兒女們留點什麼，讓他們能得到正確的引導。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車耀先便以要寫《曾文正公家書》讀後感為由，向特務要來紙筆，完成自傳，而前文提到的《自序·先説幾句》正是這部自傳的序言。
“可惜，車耀先沒能寫完這部自傳。”王浩説，但通過序言能發現，這不僅是一段序言，更是車耀先革命信仰的表達，對家人的牽掛，對下一代的殷殷囑託。
令人欣慰的是，車耀先的子女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6個子女都嚴格遵循父親的教誨長大。成年後的他們，有的當了工程師，有的成為普通工人。
“車耀先對家風的重視在今天仍具有啟示意義。”王浩説，這表明黨員領導幹部要在生活上嚴格要求家人，立家規、樹家風，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真正肩負起從嚴管家、從嚴治家的責任，形成守德、守紀、守法的家庭風氣。
英勇就義
踐行入黨誓言
“與羅世文等人一樣，車耀先同樣是息烽監獄秘密黨支部的成員。”王浩介紹，在被關押在貴州息烽監獄的這段時間裏，車耀先利用自己是該集中營圖書管理員的身份，為獄中難友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訊。
原來，當車耀先與羅世文等人被轉移到貴州息烽監獄後，恰逢特務頭子周養浩在監獄內實施所謂的“改革”，即讓犯人當“工作修養人”，為監獄做一些行政工作和體力勞動。在徵詢了秘密黨支部的意見後，車耀先挺身而出，要求擔任息烽集中營的圖書管理員。
“當上圖書管理員後，車耀先不僅對圖書室內的圖書進行修補整理，還通過更換封面等方式，把當初難友們入獄時被沒收的進步圖書混入其中，統一外借。”王浩説，至此，集中營裏竟然出現了如《大眾哲學》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車耀先還積極為難友們打通外部消息的傳遞渠道。據《英烈頌》記載，車耀先擔任圖書管理員之前，息烽監獄圖書室裏只訂有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和當時的《貴州日報》，難友們根本無法從中了解外部的真實消息。車耀先到圖書室後，就巧妙借用周養浩的名義，增訂了一批民辦報紙和進步刊物，讓難友們能通過圖書室知曉外部的情況，進而增強他們對敵鬥爭的信心和決心。
“即使面對死亡，車耀先也很坦然。”王浩説，1946年8月18日，當敵人把他押到刑場，準備處決時，車耀先還高呼“共産黨萬歲”，視死如歸。
“投身元元無限中，方曉世界可大同……願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這是車耀先入黨後寫的一首詩，他不僅用生命兌現了詩中的承諾，也為當代共産黨員作出了榜樣。”王浩説。本報記者 黃琪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