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

發佈時間:2019-06-18 13:32:56  |  來源:中國檔案資訊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蔡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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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講道:“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北京市檔案館館藏的一組與五四運動相關的珍貴檔案,可以為我們較完整地呈現出陳獨秀在國家處於危急時刻,挺身而出,將個人理想融入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感人事跡。他在五四運動中是如何被捕的?被捕後引起了什麼樣的社會反應?最終,他又是如何被保釋出獄重獲自由的呢?值此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就讓我們通過北京市檔案館館藏的全國學聯等單位申請釋放、營救陳獨秀的相關電文、協議書等檔案,一起去探尋百年前真實的“現場”……

立場鮮明 支援學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侵害了中國主權。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逐漸高漲。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在這期間,陳獨秀敏銳地觀察時局動態,相繼發表了《關門會議》《南北代表有什麼用處》等文章,第一次在報端點了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江庸的名,稱他們是“親日派四大金剛”。

1919年5月4日當天,陳獨秀又發表了《兩個和會都無用》一文,號召人民站起來,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決問題。當天下午1時許,北京大學等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前,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要求懲辦北洋政府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出面控制事態,逮捕學生32人。北洋政府京師地方檢察廳、京師地方審判廳等部門對被捕學生進行了調查和庭審。

陳獨秀

五四運動爆發後,北京大、中學校積極響應,學生們紛紛走上街頭參加罷課遊行,實行全市總罷課。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立場鮮明地支援學生的愛國行動,稱五四學生運動是“有紀律的抗議”。5月7日,陳獨秀給在上海的胡適寫信,詳述了北京的五四動態:

適之吾兄:

國民外交協會發起國民大會,本打算今天在中央公園集合;警廳因為四號學生鬧了事,便禁止集會;此時公園左近交通要道都密布軍警,禁止行人走過;大會恐怕開不成氣了!

四號下午,京中學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門,到東交民巷各使館;適禮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學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剛在曹宅,受了一頓飽打,幸虧有日本人竭力保護,送在日華醫院竭力醫治,現在生死還不能定。

…………

大學解散的話,現在還沒有這種事實;但是少數闊人,確已覺得社會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時常和他們為難;而且漸漸從言論到了實行時代;彼等為自衛計,恐怕要想出一個相當的辦法。

懲辦被捕的學生三十多人(大學為江紹原等二十二人),整頓大學,對付兩個日報、一個週報,恐怕是意中的事。

  弟獨秀白 五月七日午後四時

這封信反映了陳獨秀對學生五四行動的觀察。他認為“少數闊人”與他們這些“不安分的人”都“漸漸從言論到了實行時代”。如何實行呢?雙方為“自衛計,恐怕要想出一個相當的辦法”。

5月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離京,有不少人勸陳獨秀也離開北京,但他表示:“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存此惡濁的社會。”5月11日,他發表了《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文章中指出:“現在可憐只有一部分的學生團體,稍微發出一點人心還未死盡的一線生機。僅此一線生機,政府還要將它斬盡殺絕……”

5月18日,陳獨秀又發表了《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的文章,文中指出:“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

5月26日,陳獨秀又繼續發表了《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夠自己發揮,是要強力擁護的”,我們“應該抱定兩大宗旨,就是: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兩文中,他大聲疾呼:“呵,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不敵強權時代!”

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次日,又逮捕學生800余人,從而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8日,陳獨秀撰寫了《研究室與監獄》的文章,文中寫道,“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從5月4日到6月8日,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為學生運動盡心竭力,搖旗吶喊。

直接行動 不惜入獄

1919年6月9日,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其中寫道,“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2)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3)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為了實現《北京市民宣言》中聲明的“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親自到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不料被便衣警察逮捕。

偵緝隊將陳獨秀送交京師警察廳,並向警察總監報告:“今晚約八時,在新世界見一白帽西服人,上下樓甚頻,且其衣服兜中膨滿。即由文牘兼探員秦樹勳、李文華跟蹤偵伺。至約十時,該人潛往該商場五層樓之西南方黑暗處,其最下即該商場出入之門,手持傳單,正欲往下扔撒,即由李文華下手逮捕……檢其名片名陳獨秀,並檢出洋文信有漢文三字係《道字報》,及傳單一大卷……”

第二天,保安警察馬隊隊長,將偵獲陳獨秀散佈《北京市民宣言》的情形向警察總監進行了詳細説明:“近日謠諑繁興,新世界場內本隊業已加派偵探,分在各樓嚴密察視。本月十一日下午九時余,本隊探員楊林等在第四層樓上察有一人手提方包,似裹有印刷物品,當即在後尾隨以備偵其動作。同時偵緝隊等機關所派偵探均察其形跡可疑,尾隨在後者人數較夥,該提包人,所提物件未敢散佈,急趨下樓。行至二層樓時,神色匆遽,詭秘情形立時呈露,當經在場各探協力圍捕,始未逃逸。同眾檢查所提包內係屬《北京市民宣言》約有數百張,詞意煽惑,據稱為陳獨秀等語。”

    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和全國學聯等單位請釋放、營救他的電文、協議書等相關檔案。北京市檔案館藏

在提訊中,陳獨秀稱:“伊係安徽懷寧縣人,在日本留學法政畢業。前在北京大學校文科充當學長,自蔡校長去後,伊亦請假回籍。昨始由籍來京,今赴新世界商場在頭層樓矮墻之上撿得傳單一卷,當時看了三分之二,大意尚未看明。看完之後,遂將傳單揣在兜內,不料被偵警看見扭獲……至傳單來歷伊實不知情。”

同日,在對陳獨秀第二次提訊時,陳獨秀鎮定地陳述:“我今年四十一歲,住在北池子箭桿衚同九號……兩個月前,我請假回南方,因為我家叔故去,尚未葬墳,回籍辦理墳墓之事。我于前幾天由南方回京,路過上海時,上海學生聯合會一名姓徐的友人交給我一千四、五百張傳單,叫我到北京散佈……本月十一日下午七點鐘,友人請我在浣花春飯舖吃飯,我拿著傳單來到這裡吃飯。吃完飯約九、十點鐘,我到新世界散發傳單,已散發出去數十張。發現有人在旁邊盯梢,我就將傳單揣在衣兜內,不料被官人捕獲,帶到這裡。”

隨後,警察又對陳獨秀位於北池子箭桿衚同9號的家進行了搜查,搜出來一些傳單及函件等。

陳獨秀被捕後,北京各報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引起京師警察廳的震怒。6月14日,京師警察廳以書面形式向國民公報館發出警告,“一則曰:近日外間發佈之《市民宣言》傳單,政府疑為陳氏所發。再則曰:政府認此次學生風潮發難於北京大學,皆陳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舉。……嗣後對於此等案件勿得妄加臆語,惑人聽聞。”

社會各界保釋營救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要求釋放陳獨秀。

1919年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保釋陳獨秀。其中寫道:“(一)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于國內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當此學潮緊急之時,殊非息事寧人之計。(二)陳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學新思潮見忌于一般守舊學者,此次忽被逮捕,誠恐國內外人士疑軍警當局有意羅織,以為摧殘近代思潮之地步……基此種種,學生等特陳請貴廳將陳獨秀早予保釋。”

第二天,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等幾十人聯名致函警察總監,要求保釋陳獨秀。6月20日,民國大學校長又聯名幾十人,要求保釋陳獨秀。其中寫道:“陳獨秀平日言論無論是否適當,然原其用意無非出於書生愛國之憂。……可否于陳獨秀寬其既往,以示國家寬大之至意。”在幾天的保釋聲浪中,學界有69人署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等。

1919年6月25日,安徽同鄉會致信警察總監:“……陳君本係書生,平時激于愛國之忱,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歷年辦理教育,潛心著述,在學界似亦薄奏微勞。……懇請閣下曲賜矜惜,准予保釋。”次日,安徽省長也致電京師警備司令部、警察總廳,要求保釋陳獨秀出獄。

走出監獄 繼續戰鬥

在各方的壓力下,1919年9月16日,京師警察廳司法處作出裁決,“《北京市民宣言》內容煽惑擾亂,諸多悖謬,據稱此種傳單是由上海學生聯合會托其帶京散放。據北京大學教授等、民國大學校長等、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及在京皖籍官紳等先後呈函,安徽省長來電稱:陳獨秀書生結習,好發狂言,然其人好學深思,絕無他種關係,請予保釋”。

最後,京師警察廳司法處寫道:“查陳獨秀以傳單煽人為亂,殊屬違法,既據聯名列保稱無別情,看押三月有餘,查尚知悛悔,姑念係屬學子,擬從寬准予保釋。”隨後,在監獄裏關押了3個多月的陳獨秀當場領回被捕時所攜帶的物品,走出監獄大門。第二天,警察總監發出訓令,命令陳獨秀所居住的中一區警察署對陳獨秀實行“豫戒”,由該地巡官隨時視察,按月呈報情況。可見,陳獨秀雖然出獄,但行動並不自由。

位於北京市箭桿衚同9號的陳獨秀故居

得知陳獨秀出獄,社會各界都為之慶倖,各大報紙均以醒目的標題進行了報道;北京大學的進步團體舉行了歡迎會;李大釗還寫了《歡迎陳獨秀出獄》的詩,熱情讚揚陳獨秀堅持真理的鬥爭精神。

3個多月的鐵窗生涯,並沒有使陳獨秀意志消沉,而是更堅定了他投入鬥爭的決心。由於《每週評論》在陳獨秀出獄前即被查封,於是,他就集中精力為辦好《新青年》投入了新的戰鬥。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9年5月3號 總第3368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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