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五四”那一天 ——檔案中記載的“火燒趙家樓”

1919年5月4日，愛國學生高舉旗幟向天安門進發。

1919年5月初，北京高校的學生就曾計劃在1915年日本向中國發出關於“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5月7日“國恥日”舉行遊行。那5月3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遊行的計劃提前了？

根據5月4日，京師警察廳抓捕的愛國學生的“供詞”，我們可以大致還原出5月3日晚間北大學子們的主要活動軌跡。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活動。

其中，被捕學生何作霖在口供中説：“昨日晚，本校法科大講堂開會，當時有一報館記者，我不知姓名。該人年約三十余歲，有鬍鬚，穿著中國衣服，戴著眼鏡。該記者報告青島，義大利退出，有被日人侵吞消息。青島若亡，是我們山東緊要之地，與我們甚有關係，遂發起遊街會。”

何作霖提到的“報館記者”，正是《京報》的創辦者兼主筆邵飄萍。

5月3日晚的集會，是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舉行的，禮堂裏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邵飄萍這位率先把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的著名報人，在當日的演講中振臂高呼：“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同學們聽得熱血沸騰，紛紛表示希望將遊行活動提前。大家決定，5月4日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學界大示威，之後去位於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遞交《陳詞》，以示抗議。

1919年，北洋政府京師地方檢察廳在“火燒趙家樓”事件後的部分調查報告

然而，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

是誰，成為曹汝霖的替罪羊

1919年5月4日是個星期天，京城花紅柳綠、百花爭艷，本應是踏春或者賞花的好日子。但當天人們的目光卻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天安門——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匯集在這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活動。

原本在示威遊行的愛國學生，為何轉去了曹宅？

參加五四運動的愛國學生何作霖的“供詞”

許德珩在“供詞”中提到了學生們去趙家樓衚同曹宅之緣由：“我們由天安門意欲到東交民巷見美國公使，請他轉達本國政府替中國在和會主持公道，於是我們列隊至東交民巷，進去一個人至英美法各使館，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國巡捕並不準由東交民巷穿行。於是我們就由東交民巷往北去了。我們因東交民巷是中國地竟不準中國人走進，想起中國外交屢次失敗，無不與曹汝霖有關，於是大家決定往曹汝霖家闖。”

“火燒趙家樓”後，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繪製的曹宅平面簡圖。

一份事後由京師警察廳繪製的曹宅平面簡圖，將我們帶回了事發現場。5月4日下午，曹宅的人接到學生們即將到來的消息後，馬上開始佈置防範。現場由保安警察荷槍實彈地把守。檔案中記載的有名有姓的保安就有28人，此外還有巡警10余人、男僕9人，總計50余人。

既然曹宅戒備森嚴，那學生們是如何進去的呢？曹宅管家燕筱亭在京師警察廳的證詞證實，學生們“砸了半天門未砸開，後將窗戶玻璃砸破進去的。先進去三四個人，進去的學生將門打開的”。燕筱亭見勢不妙，帶著客人章宗祥來到曹宅地窖中躲了起來，藏在這裡的，還有曹汝霖的熟人、日本人中江。

曹宅起火後，火勢迅速向四週蔓延。地窖中的章宗祥聽見外邊起火的喊叫聲，從地窖裏跑了出來，不料被學生逮個正著。曹家僕人李福也看見了章宗祥被打的場景。他在證詞中説：“只瞧見學生們拖著章公使的腿出來”，“用磚頭在門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當天北京日華同仁醫院外科主治醫生平山遠出具的章宗祥傷勢診斷書上寫著：“頭部挫創、全身各部打撲傷兼腦震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