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後，億利集團走了十幾年的生態産業之路似乎走不下去了。
“是退是進，一直舉棋不定。”億利集團董事長王文彪回憶説，“直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億利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政策信號。”
如今再回憶當時的進退維谷，50後的王文彪笑稱，“距離成功的最後5公里”，差點半途而廢、無功而返。
目前，從庫布其沙漠走來的億利生態産業“輕舟已過萬重山”——庫布其沙漠治理速度正以1年超過以往10年的步幅邁進。
2005年，杭錦旗獨貴塔拉鎮牧民敖特更花一賭氣把自家的260隻羊全賣了。拿著賣羊的6萬元，她放聲大哭。
那一刻，她同樣不知道今後的路該咋走！此前5年，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在全國率先推行“禁休輪牧”政策，敖特更花為了放羊只能和政府打起了“遊擊戰”：白天不讓放，就晚上放！經過曠日持久的“車輪戰”，敖特更花敗下陣來。
而今，以種樹為生的敖特更花，握著“庫布其生態産業”的名片，帶著自己的隊伍，把樹種到了內蒙古之外的新疆、西藏……回憶起那次“危機”，70後的她，感謝生態事業重新給了她創業的機會。
正是由於50後的王文彪、70後的敖特更花，以及更多的庫布其人一代代接續奮鬥，才走出了我國第七大沙漠的治理之路：截至目前，庫布其治理面積已達6000多平方公里，綠化面積達3200多平方公里，1/3的沙漠得到治理，實現了由“沙逼人退”到“綠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
多年實踐，庫布其人總結出了“黨委政府政策性主導、企業産業化投資、農牧民市場化參與、科技持續化創新”的“庫布其模式”。庫布其治沙之路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注。2017年9月，《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上，庫布其的治沙實踐被寫入聯合國宣言。荒漠化防治，世界也正期待庫布其提供方案。
穿沙公路“修”出庫布其治沙路
上世紀70年代大學畢業後，土生土長的庫布其人達木林回到杭錦旗工作。在曾任旗委副書記的他看來：庫布其治沙史上涌現出的治沙英雄燦若星斗，卻都難以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小打小鬧治不了庫布其，“直到穿沙公路挺進庫布其的那一刻”。
在此之前，庫布其沙漠這道“梁”硬生生將杭錦旗1.8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分隔成兩個“世界”：北部位於黃河岸邊的沿河地區和沙漠以南的梁外地區。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別説治理沙漠，進入庫布其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提起庫布其，人們的印象就是能將門板吹出數裏的颶風和一夜之間堵住家門的沙丘。
當時，沿河地區和梁外地區往來最便捷的路就是躲著沙漠從孔兌（蒙古語，意為沙漠中的季節性河流——記者注）中涉水而行，這也成為當時長途班車選擇的“官方”路線。
於是，夏天孔兌水大時走不得；到了冬天，一旦被車輪碾碎的冰捂住，一車人就只能在岸上聽天由命，等待有過路的拖拉機或大卡車救援——這樣的等待常常是一等一夜……
庫布其不僅是地理上的一道“梁”，更是發展中的一個“坎”。
王文彪曾經最大的困惑是，位於沙漠腹地的鹽廠距火車站直線距離不過65公里，由於沙漠阻隔卻不得不繞道330公里，一噸鹽成本增加六七十元，利潤被蠶食。
當時，達木林數次熱情高漲地帶著從美國、深圳等地遠道而來的投資客，坐著北京吉普在旗裏參觀找商機。可每次走下來，吉普車的弓子板都被顛得要新換一套，而車上的投資客自此也沒了下文。
在人們的期盼中，修建橫穿庫布其沙漠的穿沙公路終於在1994年被寫進了當地的政府工作報告。而修路與治沙同步開展的思想也隨之確立——否則風沙會在一夜之間就將路從庫布其抹去。
至今達木林都記得，1995年隨團到華西村參觀學習時，他發現當時整個伊克昭盟（2001年伊克昭盟經國務院批准正式改名鄂爾多斯市——記者注）的年財政收入竟敵不過華西村一個集團。
如此財力，修一條前無古人的穿沙公路，談何容易！
“如果説穿沙公路有股份，杭錦旗大人娃娃都有份。”達木林此話不是玩笑，有當年統計數字為證：1997年至1999年，為穿沙公路的修建，杭錦旗副縣級以上幹部每年集資500元，副科級以上150元，一般幹部50元，農牧民則是10元或等值治沙材料，3年共計集資450萬元；3年間，杭錦旗還組織了萬人以上治沙大會戰5次，硬是在沙漠裏用雙手一根一根扎出2453萬公頃沙障，栽下了幾百萬株樹……
黨委政府除組織修路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支援、籌措資金；在億利集團帶動下，當地企業紛紛拿出擴大再生産急需的資金；農牧民則趕著自家馬車載著治沙材料，趕往修路工地參與治沙……
1999年冬，亙古無路的浩瀚大漠庫布其終於辟沙成途。穿沙公路南起杭錦旗政府所在地錫尼鎮，北達巴彥淖爾盟烏拉山火車站，穿越庫布其沙漠50多公里。
“從此以後，庫布其20年的治沙路上，黨委政府、企業、百姓這三股力量再沒分開過！”而治沙的“庫布其模式”也逐漸建立。
如今，駕車穿行庫布其沙漠，與穿沙公路或平行或交叉的各類公路已連接成網，用綠色編織起由眾多網格構成的巨大沙障，“南圍北堵中切割”——將庫布其治理得服服帖帖。
“山羊之爭”邁出“綠富同行”第一步
曾經有同行要來恩格貝生態示範區嘗試無土栽培，80後技術員劉雪芹當時認為這是“天方夜譚”。
2008年大學畢業後便一頭扎進庫布其搞沙漠農業技術研究的劉雪芹，並不是一個保守的人。不看好無土栽培，除了她認為“乾淨”的沙漠土地最適合搞有機農業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無土栽培太耗水！
“沙漠農業一定要節水。”對此這個山東姑娘一臉嚴肅，“沙漠水資源有限，地下水消耗一旦過度，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她將耗水農業和“向規模要效益”的粗放農業思想視為“對手”，而她和“對手”爭奪的就是當地農民。
到恩格貝近10年，劉雪芹的試驗用地基本沒變。隨著庫布其沙漠生態治理好轉，為了不讓當地農民盲目擴大種植面積，向規模要效益，她為當地引進高産良種，推廣有機種植技術，引導農民向品質要效益。她甚至在恩格貝搞起了“懶人農業”。
劉雪芹的試驗地，看上去種得真不好。首先，由於不用除草劑，她的地裏有雜草。其次，她的西瓜秧苗既不壓條，更不打叉。即便這樣，劉雪芹卻自信自己的一棵西瓜苗能結三到五個瓜。而通常的一棵西瓜苗只一個瓜。
在劉雪芹工作的恩格貝，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來自全國乃至國外的志願者共同接力，使這裡成為沙漠裏最先綠起來的地方之一。
綠起來的恩格貝建了一座沙漠科學館。在這座現代化展館裏，重要篇幅和大量案例都在告誡人們：曾經承載無數文明的綠色就是毀在人類自己手裏。
綠起來之後，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和恩格貝一樣，這是擺在“先綠”的庫布其人面前的必答題。專家表示，沙漠實現根本治理要以百年或更久的時間維度來判斷。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杭錦旗阿門其日格鄉就因“山羊之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
那時的阿門其日格鄉綠起來還沒多久。因不斷惡化的生態，這裡在此之前差點成為庫布其沙漠和毛烏蘇沙地的“握手”之地。
“有資料顯示，當地生態最差的時候，全公社只有一株檸條，山羊也只有一隻，還寄養在臨近公社。”杭錦旗林業局副總工程師欒樹森告訴記者，由於植被稀少，那時山羊還是稀罕物。
隨著上世紀80年代初在農村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受夠風沙“欺負”的阿門其日格人，綠化的熱情被激發——種草種樹種沙柳種檸條……曾經的不毛之地一舉成為杭錦旗最綠的地方，當時更是摘得“全國綠化造林百佳鄉”的桂冠。
隨著植被恢復，山羊也開始成為家家戶戶養殖的“新寵”。與綿羊不同，山羊食性“貪婪”——刨食草根、啃食樹皮。但山羊也是一寶，被稱為“軟黃金”“纖維寶石”的羊絨就長在山羊外表皮層。由於山羊絨優良的品質和特性，在交易中以克論價，十分珍貴。
在市場刺激下，大自然生態雖頻頻預警，但山羊的養殖數量卻在阿門其日格不斷攀升。在山羊和植被的較量中，窮怕了的人們選擇的天平極易倒向前者。終於，當地黨委政府不得不打響“山羊之爭”的“第一槍”——在全鄉禁養山羊。時任鄉黨委書記的郭巨才更是堅決表示：有山羊沒我，有我沒山羊！
上世紀80年代末，當地的“羊絨大戰”轟動全國，無疑為這場“山羊之爭”火上澆油。矛盾最尖銳時，面對擋了大家致富路的郭巨才，有人大喊“砍下郭巨才的頭！”
最終，山羊還是在這場鬥爭中敗下陣來。植被保住了，綠色效益也得以慢慢顯現。
當地廣植的沙生灌木沙柳具有“平茬復壯”的生物習性：需3年左右，用刀齊根砍下枝條，等待來年春天新生，且越砍越旺，否則幾年後就會成為枯枝。於是很多人用砍下的沙柳枝條編成“筢子”，為當地人建房時加固房頂所用。當時一塊沙柳“筢子”價值一元，阿門其日格人竟靠此賣出了許多“萬元戶”。
上世紀90年代初，達木林調研路過此地。在他印象中，這個最綠的地方也是最富的地方——蓋起的磚瓦房就屬這兒多！
而今，在阿門其日格口口相傳的“民間故事”中，曾經擋了群眾致富路的郭巨才絕對是個“好老漢”。幾年前已去世的這位全國綠化造林先進個人，也給庫布其上了“綠富同行”的第一課。
舊有治沙組織形式失效，“吃螃蟹”走出産業路
在庫布其種樹的高毛虎有個奇特的習慣，每每接下種樹訂單前，總會用嘴嘗一嘗當地的土和水。
按照高毛虎的“種樹經”，土有甜、鹹、澀、苦四種味道：甜的啥樹都能種；鹹的、澀的因為鹽鹼大，只要有淡水改良，也能種紅柳、沙棗；苦的因為硝大，這樣的土壤種樹，高毛虎一般是不接的，最多能種紅柳。而水一定要是“甜水”，苦的、鹹的絕對種不成。
這個習慣是他到內蒙古的阿拉善、西藏的山南和河北的壩上等地種樹時養成的。他説：“每到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用嘴嘗嘗，就像沒頭的蒼蠅亂撞。”
在庫布其，像高毛虎這樣的以種樹為業的創業者，究竟有多少，誰也説不清。而他們種樹的足跡已遍佈內蒙古的渾善達克、烏蘭布和、騰格裏等沙地沙漠，甚至更遠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肅等地。
在很多地方舊有的治沙群眾組織形式不再有效時，市場化卻極大激發了庫布其群眾治沙的積極性。這背後自然離不開從“以獎代補”“以補代投”到“花錢買活樹”——當地一項項生態産業發展新政的推動。
在內蒙古，最早實施包産到戶的就是鄂爾多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鄂爾多斯更是大膽“吃螃蟹”，較早實行“五荒到戶、誰造誰有、長期不變、允許繼承”，政策釋放出巨大能量。
“當時種樹，村民先是在‘五荒地’上用栽種的樹苗圈出地塊，中間再慢慢治理。”有杭錦旗阿門其日格人回憶，“見縫插針，你種我也種。”所以直到現在，那裏各家林地依然呈現“犬牙交錯”之態。
1986年，達拉特旗官井村村民高林樹從80多公里外用3隻羊換回一驢車沙柳苗條，帶著家人開始種沙柳，成為官井村種樹第一人。5年堅持，高林樹一家人種活了近千畝樹苗，通過林下種草養羊，成了村裏第一個萬元戶，也成了庫布其的“名人”。
1993年時，鄂爾多斯全市共有480家國企，經過7年時間，到2000年底全部完成改制；1998年，鄂爾多斯率先實行了全面禁牧，推廣舍飼圈養模式化養殖……
這些在全國領風氣之先的改革之舉，如今依然深深影響著庫布其的治沙：官井村全村33萬畝土地種樹19.2萬畝，今年春季僅沙柳苗條一項就賣了110多萬元；據不完全統計，在庫布其參與治沙的當地企業就有80多家。
政策冷暖，市場主體最為看重，也最為敏感。
億利集團發展生態産業曾面臨的一個巨大政策困惑就來自承包的土地。“按照土地承包法，我們的承包地2028年就要到期。”王文彪強調，“對企業而言，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
好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事關億利生態産業發展存亡的困惑就這樣順勢而解。
“生態産業投資大、週期長、見效慢、收益不大。”在王文彪看來，對於沙漠治理土地的承包期可以再長一些，“企業聞到‘肉味’才有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