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歷史顧問:要允許有人笑場

發佈時間: 2017-08-18 10:03:32  |  來源: 新京報  |  作者:  |  責任編輯: 袁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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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良最近一次走進公眾視野,是以影片《二十二》歷史顧問的身份。研究“慰安婦”問題25年,蘇智良身上多了很多標簽: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慰安婦”資料館、《慰安婦研究》作者、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首任館長。

  影片《二十二》歷史顧問,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

“我看到,沒有理由轉身離去”

蘇智良最近一次走進公眾視野,是以影片《二十二》歷史顧問的身份。研究“慰安婦”問題25年,蘇智良身上多了很多標簽: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慰安婦”資料館、《慰安婦研究》作者、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首任館長。

他不太喜歡“慰安婦”這個名詞,日語詞典裏,“慰安婦”含有自願的意味;他也不認同一些日本學者提出的“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一説,因為這消弭了戰時日本政府的組織責任。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蘇智良説,倖存者急劇減少,“一個時代總會過去”,但作為歷史學者,還是應當做該做的事。

“要允許有人笑場”

新京報:影片《二十二》劇組,是如何與你接觸的?

蘇智良:1992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做客座研究員,在與日本學者的接觸中,了解到“慰安婦”問題。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25年間,我都在致力於這一段歷史的發掘、整理與研究。

郭柯是比較年輕的導演,他主動找到我,想做這一題材,還去拜訪了倖存者。相比較而言,我覺得他比較認真,就同意做影片的歷史顧問。

新京報:歷史顧問主要做些什麼?

蘇智良:主要提供歷史資訊,包括一些倖存者的聯繫方式,幫助劇組聯繫採訪,對一些歷史事件進行講述。

電影和平時做歷史調查,操作手法是不一樣的。調查是根據歷史資訊,把脈絡梳理清楚,主要是著眼于歷史;電影有其創作規律,是一種提煉的藝術。

新京報:影片上映後成為“現象級”事件,是不是意味著這一段歷史受到全民關注?

蘇智良:之前,我不敢奢望這一領域受到大眾關注。過去有個人和機構拍過同類紀錄片,關注度很低。這兩年逐漸好一些,但是一下子這麼火熱,還是比較意外。

這樣一部電影,幫助我們去重新凝視這段歷史,作為研究者感到蠻欣慰。儘管大部分倖存者已經離去,但這樣的關注度,表明瞭社會的成長。

新京報:有人觀影時發出笑聲受到批評,你怎麼看?

蘇智良:要允許有人笑場,心態要開放。從概率來説,一百萬人觀影,一個人發笑,那也是百萬分之一。

為什麼會有人笑,現象背後值得反思。前幾天,有幾個年輕人穿著日本軍裝在上海四行倉庫拍照,雖然這只是年輕人中極少的一部分,但體現出我們的歷史教育存在問題。現在抗日神劇頻現,很不嚴肅,消弭了戰爭的殘酷性,對年輕人造成非常不好的影響。如果以後再拍攝類似題材,我希望源於史實,不能歪曲或者消費歷史。

“跟老人一起哭,抱頭痛哭”

新京報:當前中國“慰安婦”的普遍生存狀況是什麼樣?

蘇智良:25年的研究經歷當中,我們在中國大陸找到200多位倖存者,黑龍江到海南都有。如果要勾畫一個總體印象,就是大部分生活在農村,且戰後關注的人比較少,救助和關愛更少,總體經濟情況不是太理想。與同齡人相比,很多人由於戰爭創傷,失去了生育能力。在農村,沒有後代真是很辛苦。

山西有一個倖存者,她就是孤老。有一次在幹活回家的路上暈過去,小山路,沒有人救她,醒過來自己爬回家;海南一個倖存者,我們去她家裏時,看到一口大鐵鍋裏煮的是野菜,第一鍋是她吃,第二鍋再放點糠,就是用來喂豬的。

新京報:因為研究深入,所以你在公開場合很少提“慰安婦”這個詞?

蘇智良:“慰安婦”是一個日語詞,在公開場合要使用,我認為必須要打引號。從日語的詞源來説,“慰安婦”是指“到戰場去慰問官兵的女性”,有自願成分。跟一些倖存者解釋這一概念時,我們收到很強烈的反彈,一些人説“我不是慰安婦,因為我沒有一絲自願成分”。對於一些日本學者提出“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一説,我認為也不妥當,這個説法降低了日本政府的組織意味,這不是個人行為,這是國家犯罪。

所謂“慰安婦”,其實就是日軍性奴隸,但是這個詞使用的範圍廣了,成了約定俗成的説法。我個人持保留意見,平時使用較多的是“倖存者”。

新京報:你對倖存者做調查時,有固定流程嗎?

蘇智良:獲得倖存者的線索後,先要確認是不是可靠。基本情況核實完畢,就組織人員去現場拜訪,帶錄影機,盡可能作記錄。除了對倖存者本人的採訪,還要儘量找到旁證。

兩年前在岳陽,我們發現一個名叫湯根珍的倖存者,跟她談了一天半,獲得大量的口述資料,但要確認她的身份,這還不夠。我們找到村裏一個老大爺,是她的同齡人,老大爺最初説“這樣的事不能説”,反覆勸,最終得到了旁證。此外,根據湯根珍提到的受害地點,我們找到了慰安所遺址,去現場進行確認。湯根珍保存了一個日軍留下的皮包,也是極為重要的物證。

新京報:有人説你所做的這些,其實對倖存者是二次傷害?

蘇智良:十幾年前,這些倖存者還稍微年輕一些的時候,那種記憶是更加刻骨銘心的,讓她們回憶細節很痛苦。但是作為歷史調查,不得不這麼做,我們必須要記錄。戰爭後期,日本銷毀了大量的資料,沒有資料就不能再現歷史,所以口述非常重要。

一般問到受害細節時,都是女性在問,男性儘量不出現。我們心裏也會有矛盾,有時跟老人一起哭,抱頭痛哭,但是哭好了還是要問。作為歷史學者,這一步必須要走。

“‘慰安婦’問題是歷史的一個結”

新京報:根據你的調查,你覺得倖存者受到的壓力來自哪些方面?

蘇智良:來自於周邊社會的壓力。戰爭陰影毫無疑問是最深刻的,幾十年後一些老人還是會做噩夢,這種創傷會伴隨一生,生理上也是,比如每個人身上都有刀痕。

精神上,倖存者幾乎都比較寂寞,沒有宣泄渠道,精神普遍壓抑。有些人的經歷,連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沒有地方去説。一些倖存者的話語笑聲下,隱藏了很多東西。

新京報:隱藏很多東西,意味著我們還有不足之處?

蘇智良:這方面我們不如南韓。南韓是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參與援助,為倖存者建立養老公寓,有專人陪護和完善的醫療條件。在這樣的關注下,有幾位倖存者甚至成為了畫家。我們目前還停留在零散救助階段,沒有形成強有力的保障體系。

新京報:“慰安婦”問題倖存者在急速減少,你的感受會更深吧?

蘇智良:一個時代總會過去,比如國內現在倖存者,只剩下14個人,但是好在我們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情。

新京報:做這些“該做的事情”,會受到阻力嗎?

蘇智良:剛開始起步那幾年,很艱難。有人説你研究這個幹什麼,是不是要破壞中日友好關係?最近一些年來,得到的理解和認可越來越多。

做“慰安婦”問題研究,不是希望去煽動什麼。我們的使命是把歷史搞清楚,哪怕揭開冰山一角。對於民間來説,還是要理性對待中日關係。坦率地説,現在的日本社會與上世紀90年代比,整體在向右轉。這個背景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而中國在高速增長,日本民間情緒比較急躁。比如90年代,日本很多主流媒體會參與“慰安婦”問題調查,今天很多已經不做了。

新京報:為什麼還在堅持做這項研究?

蘇智良:“慰安婦”問題是歷史上的一個結,也是中日之間的一個結。作為歷史學家,我們要解開這個結。不僅我們自己要做,而且要敦促日方去做。

我經常説的一句話:我看到,沒有理由轉身離去。這是歷史學者的責任所在。

倖存者幾乎都比較寂寞,沒有宣泄渠道,精神普遍壓抑。有些人的經歷,連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沒有地方去説。一些倖存者的話語笑聲下,隱藏了很多東西。——蘇智良

新京報記者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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