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維群:重視宗教文物保護 堅持宗教中國化道路

發佈時間: 2017-07-24 15:43:32  |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葛蕾  |  責任編輯: 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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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

    中國網7月24日訊(記者 王金梅) “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韆鞦。”宗教活動場所文物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對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揮宗教界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和諧中的積極作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6月至7月,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帶隊的全國政協調研組,先後赴北京、陜西、湖北等地就“加強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和管理”進行專題調研。

本次調研意義何在?目前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和管理面臨哪些問題?如何更好地平衡“保護為主”和“合理利用”之間的關係?宗教文物保護和堅持宗教中國化道路有哪些關係?無神論者在工作中如何與宗教界保持良好互動?就這些問題,朱維群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

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

“宗教文物展示中國宗教特有的精神風貌,是宗教走中國化道路的歷史見證”

中國網記者:前不久由你帶隊,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組織一批委員先後在北京、陜西、湖北就“加強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和管理”進行專題調研。經過一系列實地考察和多種形式的座談,你總的印象如何?

朱維群:宗教活動場所文物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寺廟、道觀、清真寺、教堂等文物建築及附屬的大量經卷、法器、造像等可移動文物。新中國成立後,國務院先後7批次公佈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宗教活動場所。據國家文物局統計,目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296處,其中與宗教相關的文物建築671處,還有眾多的省市縣級宗教文物。這些文物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水準,展示了中國宗教特有的精神風貌,是宗教走中國化道路的歷史見證。宗教活動場所文物屬於功能延續型文物,既承載著文化傳承、審美、科研、教育和經濟等一般文物功能,同時還兼具滿足信教群眾信仰需求的屬性,在文物保護工作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做好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有利於貫徹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湖北襄陽廣德寺考察多寶佛塔的保護情況
 

北京、陜西、湖北等地,擁有極其豐富的宗教文物遺産,陜西、湖北又分別是古代秦、楚不同地域文化的代表。調研中看到,我國五大宗教許多重要的文物古建,得到了比較完好的保存和修復。北京市每年投入1億多資金專項用於宗教文物建築保護和維修,並建立了落實宗教房産政策工作聯席會,將宗教文物修繕、房産騰退列入重要議事日程,指導督促宗教團體和場所加強文物日常管理。陜西省開展宗教古建築、古塔、石窟等專項調查,摸清了宗教文物家底和保護現狀;省宗教局、文物局聯合製定了《陜西省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管理辦法》,2014年起在全國率先編制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管理規劃,270余處宗教文物保護單位全部制定了規劃,使保護管理工作更具科學性、規範性;西安市不僅注重宗教文物古建本體的保護,還重視周邊環境的保護和協調,避免因城市現代化建設形成過度反差。湖北省對宗教文物分佈情況進行全面盤點和清理,合理劃定保護範圍和建控地帶,有效避免在經濟開發過程中文物受到破壞;依託鄂西武當道教文化、鄂東黃梅禪宗文化資源,努力探索文物保護管理與文化旅遊産業發展實現雙贏的路徑。這些做法,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做好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管理工作提供了經驗和啟示。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北京東嶽廟考察調研

中國網記者:除了考察宗教文物保護,你們也關心各地其他建設成就嗎?

朱維群:文物是一個歷史時代的遺存,要想深刻了解文物內涵,就要對産生它的時代有所了解,並且同今天的現實有所對比。我們的調研行程並沒有局限在宗教文物這樣一個狹窄的範圍內,而是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眾多領域,使委員們增長了知識,開闊了眼界。比如在湖北,委員們通過丹江口南水北調工程等大型建設項目,看到了湖北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成就;考察洪湖和湘鄂西紅色根據地中心瞿家灣,看到了湖北人民在戰爭年代為中國革命作出的巨大貢獻和付出的沉重代價;參觀湖北省、荊州市博物館,比較全面感受到湖北歷史文化積澱之深厚。這樣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和對比,有利於我們把宗教文物放在地域和時代的大環境中,擺到一個適當的位置上加以認識。我自己的感受之一是,雖然宗教文物在文物和文化史當中佔據很重要的地位,但總體來看我們國家從遠古一直延續到近代,還是以世俗文物和世俗文化為主,中國自古以來並不是一個宗教國家,而是世俗國家,這是我們在觀察中國歷史、文化時應當注意到的一個視角。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考察調研

“保護和搶救永遠都是第一位的”,防範“建設性破壞”

中國網記者:我國文物工作長期堅持把保護和搶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這對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來説,意義何在?

朱維群:宗教文物保護是國家文物保護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要堅持文物保護的共同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其中,又要堅持把“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放到打頭的位置上。“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是怎麼提出的?據我所知,1992年,國家文物局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請李瑞環同志講話。他琢磨了好長時間,主要就講一個問題: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文物工作雖然面臨很多困難,任務極其繁重,但是關鍵問題還是保護和搶救。李瑞環説,“有些搶救一下就保存下來了,不搶救就沒有了;早搶救幾年甚至幾個月就保存下來了,晚幾年甚至幾個月就沒有了,而歷史文物是無法再生的,一時的延誤就有可能造成千古遺恨。”講到文物的利用,他説,“‘無其器則無其道’,有了文物的存在,才談得上文物的利用,如果文物毀滅、流失了,不僅談不上利用,連文物工作本身都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石。”現在文物工作雖然比九十年代無論是資金、人才、技術都強得多,但保護和搶救仍然是第一位的,也可以説,只要有文物工作,保護和搶救永遠都是第一位的。比如現在全國都在搞大規模城鎮化、新農村以及現代交通建設,如果忽視文物的保護和搶救,如果有些必要的工作不能搶在前面,工程本身就極可能造成不可挽救的文物損失。“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後來在實踐中又加入了“合理利用,加強管理”,構成了完整的文物工作指導思想。

我們的文物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一點有目共睹。但是老實説,對文物的人為破壞,過度開發,再加上自然侵蝕,種種損害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某種程度上還在加深。人為破壞,比如説隨著全球對中國文物的需求激增,盜墓這個古老行當又猖獗起來,一度成了社會關注的熱點。我們一些搶救性挖掘實際上是跟著盜墓賊走的,平常缺少關心、照顧,等被盜墓賊挖了,才跟著去挖一下看看還剩什麼玩意兒。在我們搶救之前,人家已經一掃而盡,或者把最好的東西盜走了、破壞了。老祖宗留下來的寶貝,我們要搶在盜墓賊前面保護好,蓋不蓋博物館另説,首先要使野外地下文物處在一個安全狀態。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武漢上海路天主教堂圖書室了解文物圖書保護管理情況
 

再有就是過度開發,也可以説“建設性破壞”,可能比故意破壞還要嚴重,還要不可逆轉。有的地方只認古建文物的經濟利用價值,抓到個“大題目”就往上靠,大興土木,隨意改建、擴建、翻新,改變古建的周邊環境,弄得基本上就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我看過有的寺廟,以恢復保護為名,大搞重修擴建,違規違制,弄得古不古,今不今,僧不僧,俗不俗。説起來是哪朝哪代皇帝下令建的,但一問起來,其主要建築物是這幾年才新修的,而原有的古建築哪去了?答曰:“太破舊,拆掉了!”

還有就是自然侵蝕,比如工業酸雨、空氣污染對古建無時無刻不在造成損壞。我小時候經常去故宮轉,那時候漢白玉欄杆上的雕飾清清楚楚,今天再去看,基本都模糊了,甚至都看不見了,這就是酸雨造成的,這才幾十年呀!文物早晚是要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結束其存在,但我們要通過提高科研水準、改善環境,把這個過程盡可能地延長,使它們能更長遠地發揮作用。

習近平同志不久前指出,“近年來,我國文物事業取得很大發展,文物保護、管理和利用水準不斷提高。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國是世界文物大國,又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文物保護工作仍然任重道遠。”這句話的分量我們要認真掂量。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西安東關基督教堂考察了解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情況

“積極合理的利用不是破壞文物,而是保護文物的一種方式”

中國網記者:宗教活動場所文物既要“保護為主”,又要“合理利用”,這二者之間關係怎樣處理?

朱維群:隨著民眾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通過文物了解國家歷史文化,提升自己的知識水準。各地積極合理利用文物,滿足群眾提升自己人文素質的要求,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如果我們把文物封閉起來,任何人都看不到,或者只有極少數人可以看到;宗教場所都不讓人進去,宗教活動都停下來,那麼文物保存的時間可能會更長遠一些,但是它的作用不能發揮,文物的意義本身就減低了。另外,很多東西你不去使用,也就沒有保管它的興趣和緊迫感了,這對文物的長遠存在也是不利的。所以積極合理的利用不是破壞文物,而是保護文物的一種方式。宗教活動場所文物和一般文物的合理使用又有所不同,有它的自身規律,要認識、適應這種規律。比如,宗教活動場所很多古建同時又是出家人常年棲居修行場所,很多文物同時又是信教群眾信仰崇拜的對象。一般文物多是靜態保護,而宗教場所文物包括可移動和不可移動的,大量是在利用過程中保護,而且經常不是少數人利用,而是大規模、群眾性的瞻仰、朝拜。宗教活動場所文物因為承載著宗教信仰意義,對它的具體使用和一般的文物使用就不一樣了,要考慮到它又一層面的特殊性,作出週密計劃和特殊安排。比如,現在越來越多寺廟改變了在殿內燃香的傳統,把燃香改到殿前露天處,而且限制燃香的規格,有的寺廟向信眾統一發放定制的比較環保的香,這樣既滿足了信眾的信仰需求,又保護了古建築,減少了空氣污染,是一項成功的改革。

當前社會上很多人關注宗教文物,一些人是出於保護文物,一些人是出於信仰崇拜,也有一些人出於發財的衝動,希望通過佔有、抬高、開發某些宗教文物迅速擴大影響,借教斂財。後一種人,不能説他完全沒有宗教信仰,但主要還是信仰孔方兄,比如把寺廟變成商品,“中外合資”、“租賃承包”,同風景區捆綁上市,這種不合理的利用是存在的,在有些地方一度還比較普遍。

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對宗教場所文物經濟上利用價值的追求會上升,這種要求不能説完全不對,比如説促進地方旅遊業的發展。要考慮如何合理用好社會資金,把它引到法律所規定的正路上來,引到宗教文物搶救保護的基本原則上來,減少社會資金流動的盲目性。作為黨政部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文物和宗教部門要把宗教活動場所文物的保護和利用作為自己履行職能的重要方面,研究規律性,順應規律性,在不影響保護和搶救的前提下,把文物潛在的經濟利用價值合理開發出來,同時把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程度。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湖北洪湖瞿家灣鎮考察調研

中國網記者:通過這次調研,你認為當前宗教文物保護工作中,有哪些具體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朱維群:具體有待改進的工作,應當説還是不少。比如,一些地方對《文物保護法》相關規定和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重要性認識不足,對當地現存的大量珍貴宗教文物底數不清,缺少規劃,不能做到和其他文物一樣加以保護,任其風化破敗、自生自滅,日積月累導致文物古建價值受損。

國家近年來逐年加大文保投入,納入國家級文保單位的宗教活動場所文物保護情況一般比較好,但省市縣級政府普遍投入不足。目前各地宗教文物古建的保護和修繕經費主要依靠宗教界自籌,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片面強調誰使用誰保護,經費支援不足,造成一些珍貴文物不能得到及時有效保護。同時,地方文保力量一般比較薄弱,專業人員少,業務能力不強,宗教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反映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在管理體制上,一般宗教活動場所的文物古建由宗教界使用,但管理維護權卻在文物部門,職責不明確,責權利關係不統一,普遍存在“兩張皮”現象。由於溝通不暢、資訊不對稱,客觀上又存在宗教界和文物部門對文物保護的價值取向不同,造成實際工作中的誤解和矛盾:文物部門反映宗教界缺少法律意識,不願公開所藏文物,修繕文物不履行審批程式;而宗教界則擔心現有文物一旦經文物部門鑒定、登記,會被嚴格管控或收歸國有,因文物修繕報批普遍週期長、手續繁瑣,對行政監管也有回避、抵觸情緒。這些問題不能指望短期內能一舉解決。但是出於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我們應當多一些緊迫感。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武漢湖北省博物館調研

“宗教文物是新時期宗教繼續走中國化道路重要的歷史借鑒”

中國網記者:你在考察座談中多次談到,發揮宗教活動場所文物的作用,要同引領宗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中國化方向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是可行的嗎?

朱維群:中國五大宗教中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長的,其他都是外來的。外來宗教進入中國以後,或遲或早、或淺或深都要走上中國化的道路。如果比較自覺,最終能夠適應中國國情,它就能在中國存在,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應有的地位;如果不走中國化道路,不僅自己的發展會受阻礙,還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即使道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樣面臨同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我們今天講的中國化,在本質上就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不能滿足於歷史上的中國化,不能以此為由倒退回去。

在中國化過程中,各宗教根據中國國情和自己的特點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這些探索的軌跡深深印在了宗教文物上。比如我們在很多佛寺可以看到歷史留下的大幅磚雕或石刻“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體現出佛教對國家和民眾現實利益的體認,這同古代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我們此行在西安化覺巷清真寺,看到的完全是中國傳統“大屋頂”建築和庭院式佈局,門上鐫石“祝延聖壽”,表明對朝廷的尊崇,而“天監在茲”、“道法參天地”等石碑、匾額,則取之《詩經》、《道德經》。我們要關注留存在文物中的這些歷史記憶,研究歷代宗教人士在中國化方面的努力、成就和創新,把它提煉出來,總結歸納,作為引導各宗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走中國化道路的借鑒。

全國政協民宗委調研組在湖北武當山金頂了解文物石碑保護情況

“堅持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保護宗教文物並不矛盾”

中國網記者:你曾多次撰文,強調共産黨員不能信仰宗教,強調堅持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同時你又強調保護宗教文物。這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朱維群:重視宗教文物,強調加強保護和管理,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宗教文物的積極作用,在這方面我們作為共産黨人和宗教界是一致的,並不因為世界觀的不同而不同。因為宗教文物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為我們都尊重、珍愛祖先留下的這一文化遺産,這是共同點。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黨員是不信仰宗教的,我們對於宗教文物沒有宗教上的信仰、崇拜和聖化,這是我們同宗教界的區別點。所以在宗教文物保護工作中,我們投入資金、派出幹部、健全制度、做好工作,出發點是體現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更多群眾通過宗教文物科學認識宗教現象的根源和本質,了解各個宗教發展的歷史和特點,增長相關知識,提高文化素養,而不是為了擴大宗教影響,不是促使更多人去信仰宗教。

為什麼提這個問題?因為現在我們有的地方領導好像忘記了,或者不知道黨關於宗教工作的基本理論、方針、政策,以保護個別“文物”為由頭,投入大量資金,佔用大量農田,在原本沒有宗教場所的地方新建宗教廟宇,隨意開啟大型宗教活動,人為擴大宗教影響,助長宗教熱。我長期跟宗教界人士相處,在宗教文物問題上,他們普遍希望于我們的是更好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落實文物管理的有關法律法規,把應當屬於他們的權益歸還給他們,發揮他們在宗教文物保護管理中的應有作用,而反對一些地方支援承包商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開發寺院”。如果搞成那樣一個局面,對宗教本身也並不是一個好事,這一點很多宗教界人士已經認識到了。作為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更要認真學習黨關於宗教工作的基本理論、方針、政策,並貫徹到相關各領域工作中去,不要將其本意弄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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