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

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原名文常,字雲卿。生於湖南桑植洪家關。1910年起與人結伴出外運鹽,目睹種種社會不平,萌發反抗思想。1914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6年率鄉鄰青年21人,搗毀芭茅溪鹽局,繳稅警槍12支,組織起討袁護國民軍,任總指揮,不久失敗。1917年在石門、慈利交界的兩水井,與吳玉霖以菜刀重新奪得槍支,組織農民武裝,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援鄂戰爭,任湘西護法援鄂軍民軍第1路所屬遊擊司令。1918年後任湘西靖國軍第3梯團梯團長、巡防軍第2支隊司令等職。1922年隨援川軍入川,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1923年9月率少數官兵截獲為吳佩孚運送軍火的日輪"宜陽丸"。同年11月,被孫中山委任為四川"討賊軍"第1混成旅旅長,率部與吳佩孚糾合的四川軍閥部隊作戰。1924年以滇川黔建國聯軍先遣隊名義率部回湘。1925年3月任建國川軍第1師師長,4月通電歸湘,任澧州鎮守使。1926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第8軍6師師長兼湘西鎮守使,8月任第9軍1師師長。通電參加北伐,並接受由共産黨員周逸群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左翼宣傳隊到所部開展工作。8~10月,所部連克臨澧、慈利、合口、澧縣、松滋、沙市。1927年2月任直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獨立第15師師長。5月率部參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華縣逍遙鎮和臨潁縣小商橋擊敗奉軍,6月任第20軍軍長。是當時著名的左派將領。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相繼叛變革命後,他堅持革命立場,贊成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南昌起義計劃,並接受周恩來代表中共前敵委員會委任的起義軍總指揮職務,兼任起義軍主力之一的第20軍軍長。參與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後率部南下,9月在江西瑞金加入中國共産黨。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後他經香港到上海,經中共中央批准,于1928年初與周逸群等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回湘西發動領導武裝鬥爭。3月到桑植後很快組織3000余人的工農革命軍,攻佔桑植縣城,但4月初國民黨軍向桑植反撲時,作戰失利,隊伍大部星散,他從中認識到單靠故舊不行,決心創建新型武裝。7月,任中共湘西(後改為湘鄂西)前敵委員會書記,並任重新組建的中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軍長,全軍約1500人。不久因叛徒出賣,部隊遭到嚴重失敗,退入鶴峰山區,經過整理和遣散老弱,僅余91人,72支槍。此後,又逐步發展,並於1929年初襲佔鶴峰縣城,成立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創建了湘鄂邊蘇區。此時接到中共中央《關於軍事策略問題給賀龍同志之指示信》。他根據信中傳達的中共"六大"精神,結合實際對部隊進行整頓:反對軍閥主義和"拖隊"(即當"山大王")思想,按照官兵平等原則建立民主制度,加強黨員的教育和訓練,建立各級政治工作機關。在軍事鬥爭方面,他主持前委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明確和完善敵強我弱形勢下的遊擊戰略和戰術。不久,指揮紅4軍挫敗敵湘鄂西民團聯防的多路進攻,擊斃其總指揮王文軒,並乘勝襲佔桑植縣城。7月,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痛殲來犯的國民黨軍向子云旅,使紅4軍發展到4000余人。隨後率部向大庸(今張家界)、慈利推進。多次擊敗國民黨軍地方武裝和團防,鞏固了湘鄂邊蘇區。1930年7月,率部去洪湖與紅6軍會合,任由紅6軍和紅2軍(4軍改稱)合編的紅2軍團總指揮,與政治委員周逸群指揮所部攻佔潛江等地,使洪湖蘇區的江陵(今屬荊沙)、監利、潛江、沔陽等縣聯成一片。10月起由於中共湘鄂西特委(後為中央分局)領導執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堅持要紅2軍團南渡長江攻取城市,造成戰鬥連續失利。1931年3月,紅2軍團改編為紅3軍,他任軍長,率部轉戰荊(門)當(陽)遠(安)地區。6月攻佔房縣,創建了鄂西北蘇區。10月率部轉回洪湖。1932年春,在地方武裝配合下,連獲龍王集、文家墩等戰鬥的勝利,使紅軍和洪湖蘇區進入全盛時期。但由於"左"傾錯誤的危害,賀龍等人的正確意見不被採納等原因,致使紅3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陷於不利。10月,紅3軍被迫退出洪湖,繞道豫西南、陜南、鄂川邊轉往湘鄂邊,行程3500公里,于12月重佔巴東、鶴峰。1933年多次準備在湘鄂邊重建根據地,但都未能成功。1934年5月,他率部進入川黔邊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陽等地,創建黔東蘇區。在1931年底到1934年秋"左"傾路線統治期間,他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並在"肅反"中保護了一批幹部,對所部恢復一度被取消的黨團組織和政治機關起了重要作用。1934年10月,紅3軍與紅6軍團在川黔邊界會師。3軍恢復2軍團番號,他任軍團長,與政治委員任弼時統一指揮紅2、6軍團的行動。為策應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長征,于10月率部發起湘西攻勢,在永順龍家寨殲湖南軍閥陳渠珍3個旅大部,乘勝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諸縣城,調動和牽制國民黨軍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主席和軍區司令員。1935年初,國民黨軍以80余團兵力,分6路進行"圍剿",他根據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關於紅2、6軍團應主要在湘西、鄂西進行內線作戰的指示精神,集中主力在敵側後行動;當敵分進合擊時,採取誘敵深入,殲其一路的戰法,在桑植陳家河殲敵58師172旅,接著又在桃子溪殲敵58師師部及174旅,並乘勝東出慈利,連戰皆捷,其餘各路敵軍紛紛後撤。5月,他在正確分析形勢後決定對湘敵取守勢,對鄂敵取攻勢,指揮紅2、6軍團突然轉向湖北,以一部包圍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區打援,殲敵41師師部和121旅;8月在板栗園設伏,殲敵85師大部,隨後又在芭蕉坨擊潰敵陶廣縱隊10個團,徹底挫敗了國民黨軍的"圍剿",並乘勝展開反攻,先後佔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

1935年9月起,蔣介石又調集130余團兵力"圍剿"紅2、6軍團,他與任弼時等決定率部轉到外線尋求新的機動。11月從桑植劉家坪出發,開始長征。1936年初進入貴州烏蒙山區,在國民黨軍優勢兵力包圍中,指揮所部採取忽南忽北、時東時西地同敵人兜圈子的戰術,轉戰千里。3月下旬率部跳出包圍圈,進佔貴州西南部的盤縣、亦資孔地區,月底收到紅軍總司令部關於要紅2、6軍團北上與紅軍主力會合的電報,遂率部西進,于4月下旬從滇西石鼓、巨甸渡過金沙江,進入西康(今分屬四川、西藏)。7月初在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根據中央電令,2、6軍團及紅32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他任總指揮。與朱德、劉伯承、任弼時、關向應等一起,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鬥爭。下旬,率部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肅靜寧以北的將臺堡(今屬寧夏)與一方面軍會師。11月指揮所部參加山城堡戰役。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與政治委員關向應等率部進抵晉西北抗日前線,在雁門關等地襲擊日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1938年3月,指揮所部對日偽軍進行反圍攻作戰,集中主力破敵一路,採取斷敵補給、迫敵出逃,于運動中殲滅敵人等戰法,殲日偽軍1500余人,先後收復寧武、神池等7座縣城,鞏固和擴大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同年秋,派主力一部組成大青山支隊,挺進綏遠(今屬內蒙古)開闢大青山抗日根據地。12月,率120師主力東進冀中,兼任冀中區軍政委員會書記和八路軍冀中區總指揮部總指揮。統一指揮該區部隊作戰,挫敗了日偽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的第3、第4、第5次圍攻,幫助了冀中八路軍3縱隊,鞏固擴大了冀中抗日根據地,所部也從到冀中時的6000余人擴大到2.1萬人。1939年9月率部北返途中,在晉察冀軍區部隊一部配合下,指揮陳莊戰鬥,殲日偽軍1200余人。1940年2月回到晉西北,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5月領導軍民挫敗日偽軍2萬餘人的大"掃蕩"。8月指揮120師和中共領導的山西新軍一部參加百團大戰,予日偽軍沉重打擊。11月任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反"治安強化運動"的鬥爭,同時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精兵簡政、減租減息等指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成為各抗日根據地與中央聯繫的重要通道、陜甘寧邊區的堅固屏障。

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晉綏分局委員,晉綏軍區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西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領導軍民自力更生,開展生産運動,打破敵人封鎖,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階段。同年冬起,還領導軍民開展"把敵人擠出去"的鬥爭,摧毀日偽軍大批據點和"維持會",逐步把敵人擠回到交通線附近,並挫敗日偽軍多次"掃蕩"。1943年10月指揮部隊在甄家莊全殲日軍700余人,後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就此戰例論述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戰略方針的正確性。1944年秋起,指揮晉綏軍區部隊展開攻勢作戰,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收復大片國土。

日本投降後,率部挺進綏南,協同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綏遠戰役,收復被國民黨軍強佔的豐鎮、集寧等城鎮,解放綏東、綏南廣大地區。1946年3月,晉綏軍區從聯防軍中劃出,仍任軍區司令員。7月指揮晉北戰役,攻克朔縣(今朔州)、寧武、繁峙等8城,殲國民黨軍閻錫山部8600余人。1947年3月,國民黨軍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時,他再次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並兼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在天災、地瘠、民貧等困難條件下,一面指揮所屬15個軍分區的地方部隊和民兵,積極配合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作戰,支援西北解放戰爭,保障中共中央後方基地的安全,同時負責整個西北戰場後方工作和根據地建設。他集中黨政軍民的力量,千方百計為前方籌集經費、糧草、被服、彈藥,不斷組織新的兵團開赴前線,保障了西北人民解放軍挫敗國民黨軍重點進攻和轉入外線作戰,實施戰略反攻。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9月兼任西北軍政大學校長。1949年2月任西北軍區司令員。

1949年11月率第18兵團及第7軍一部入四川作戰,協同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解放西南廣大地區。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在西南局統一部署下,領導對國民黨軍起義、投誠部隊和被俘人員共約90萬人的整編及改造工作,指揮部隊肅清國民黨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85萬人,穩定了西南的局勢。同年6月指揮進藏部隊解放昌都,殲滅了藏軍主力,打開進藏門戶,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4年6月起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60年任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963年9月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強調共産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軍隊中黨的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重視戰備訓練和民兵工作,大力倡導群眾性練兵活動;關心和指導軍工生産、軍隊屯墾和軍事院校等工作,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1952年起他還兼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是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堅貞不屈,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徹底平反。

他是中共第七、第八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主要著作收入《賀龍軍事文選》(1989)。

文章來源: 中國網責任編輯: 子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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