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生態文明之花絢麗地綻放在民族地區

發佈時間:2021-11-22 13:58:00丨來源:光明日報丨作者:丨責任編輯:蘇文彥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生態文化歷史悠久,生態文化與産業發展有機融合,形成一系列典型民族生態文化産業,有效促進生態價值轉化。在全國生態文明統籌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示範效應。

廣西、雲南、西藏、新疆、內蒙古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區域總面積約佔全國國土面積的50%,但GDP總量僅佔全國7.8%左右,是我國“兩屏三帶”(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和東北森林帶、北方防沙帶、南方丘陵山地帶)生態安全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民族聚居區與邊境地區、自然保護區、生態敏感區、貧困地區高度重合的特點。在全國生態文明統籌建設中,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示範效應。

這裡有深厚的自然文化土壤

在與大自然長期共處中,世居少數民族積累了深厚豐富的知識與實踐經驗,形成共通的“自然聖境”文化。例如,在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多種形式的自然保護地多以“自然聖境”為基礎建立。管理這些“神山”、風景林、湖泊海子等自然保護地,是當地少數民族在生態文明方面的重要實踐,而“知行合一”也促進了民族生態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案例】迪慶藏族的“自然聖境”信仰

居住于雲南省迪慶州的藏族人民以藏傳佛教為主要信仰。藏傳佛教的核心是“善”,強調人與世間萬物和諧相處。因此,當地民眾敬山、敬水、敬樹,將其視為“自然聖境”的一部分,認為只有約束和節制破壞自然的行為,才能得到平安和幸福。出於對自然的敬畏,當地人用心守護“神山”“聖湖”和珍貴的動植物資源,白馬雪山、梅裏雪山等很多自然保護地因此得以妥善保護。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生態文化歷史悠久,在長期的傳承中,生態文化與産業發展有機融合,形成一系列典型的民族生態文化産業,有效促進了生態價值轉化。例如,內蒙古草原民族的遊牧傳統,就來自崇尚自然的草原生態文化,讓自然休養生息成為草原民族的行為規範與處事準則。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確立,不僅指明瞭草原生態文化的獨特價值,也為草原生態産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

【案例】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遊牧傳統

內蒙古草原不僅提供了優質的畜牧業産品,還孕育著偉大的民族生態文化。自古以來,過著遊牧生活的蒙古族牧民逐水草而居,平等對待草原上的生命。在蒙古族的傳統觀念中,狼是圖騰一樣的存在,如果狼群數量急劇減少,那麼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就會受到來自騰格裏(“長生天”)的懲罰。顯然,在當地人樸素的自然生態觀念中暗含著現代生態文明思想,即只有各個組成部分和諧共生,草原生命系統才能生生不息、永續發展。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將民族文化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結合,既讓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也更好地傳承了民族文化。在當地鄉土社會,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村規民約、禁忌和習慣法作為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補充,在提高生態文明意識、保護自然生態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是數千年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化保障。例如,廣西百色實施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就在加強民族生態文化宣教的同時,也推動了其傳承與保護。

【案例】廣西百色壯族的文化生態保護區

百色壯族文化生態保護區以廣西百色為中心,將集中分佈、特色鮮明、形式和內涵保持完整的壯族傳統文化及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同特有的山水美景、自然生態結合起來,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通過實施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可以加強民族生態文化宣傳教育,加大民族文化創新發展。目前,該文化生態保護區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9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展示中心1個,還建有40個生態環境良好、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群眾保護意識較強的壯族傳統文化生態保護村。

少數民族地區存在保護短板

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時代變遷中受到衝擊,森林覆蓋率大幅下降、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群落碎片化,一些“自然聖境”也因為過度開採自然資源而造成生態環境嚴重退化,民族生態文化面臨被忽視甚至逐漸消失的風險。近些年來,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各地積極探索踐行,生態環境得到很大改善。由於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端著金碗討飯吃”“靠山吃山”的局面一時難以改變,加之有些地方保護力度不夠,因此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相較于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飛速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特別是農村地區、山區的供水、污水垃圾處理、環境監測、環境應急等設施,以及生態環保資金投入、生態環保人才培養等基礎保障不足。截至2020年,雲南省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僅為33.37%,納入城鎮和鄉鎮污水管網自然村的收集率僅為8.45%,遠低於全國和東部地區水準。

少數民族歷史文化悠久,但對其研究、挖掘不足,尤其是對其中的生態文化內涵提煉不夠,豐富的生態産品價值轉化率低,勞動力素質不高,對打造民族生態文化特色品牌、提高鄉村生態文明程度造成了影響。例如,民族生態文化中的“自然聖境”內涵,就未能作為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得到深入研究,沒有展現出應有的活力和意義。此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民族生態文化中的傳統村規民約無法滿足現代村落髮展的需求,也無法有效應對新的環境挑戰。

如何在邊疆實施生態文明建設

為加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筆者經過深入調研,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旗幟,積極推動生態文化廣泛傳播,將特色民族生態文化建設作為聯結各族人民的“彩色紐帶”。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觀和文化傳統賦予了新內涵,這種科學詮釋將加深少數民族群眾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解,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為此,一方面要利用新媒體平臺和新傳播技術提升各民族生態文明意識,積極向世界展示我國多民族生態文明的保護成果;另一方面,對瀕臨失傳的民族生態文化進行搶救性發掘和保護,推動生態文明領域世界遺産與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申報。

以“生態産品價值轉化”為核心,有效提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生態文明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建造推進民族團結實現共同富裕的“銀色穀倉”。利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大力發展風光新能源産業、綠色農牧業和特色旅遊産業,將綠色能源、綠色農業、生態産品作為脫貧致富的抓手,加快生態産品價值轉化。同時,積極開發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色、能夠普及生態文明知識的圖書、音像、舞臺藝術、影視劇等文化産品,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旅遊文化産業的全過程。此外,還可以考慮創建民族生態文化保護區,開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保護與發展,樹立當地特有的生態文化品牌。

以“守邊護邊”為使命,大力加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基礎設施能力建設,築牢祖國生態安全的“綠色屏障”。具體包括:加大對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基礎設施的投入,因地制宜加強生態廁所、可降解垃圾堆肥、生活污水處理後再利用、分佈式可再生能源、供熱供電、生態廊道等設施建設;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提高從業人員素質,擴大“生態護林員”的工作內涵,從單純的守林護林轉向生態文明科普宣傳員、外來物種入侵預警員、珍稀瀕危物種觀察員、科研活動實地考察嚮導等多重角色;在雲南、西藏等地探索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特區”、邊境民族農業迴圈經濟示範區,將生物安全和糧食安全的“綠盾”延伸至國門之外。

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宗旨,努力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打造面向國際合作的“金色橋梁”。可通過生態補償、價格稅費、綠色金融等政策,支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著重發展與鄰國資源、生態産品及優勢産業相結合的綠色産業,通過優勢互補升級雙邊經濟活動,形成共贏局面。此外,還可利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鄰國在自然生態、地理地貌和風俗文化的相互認同感,不斷提高雙方的生態文明意識與教育水準;同時,充分發揮僑鄉的優勢,增強與周邊國家官方和民間的生態經濟交流合作,鼓勵發展生態産品服務業。

(作者:蔣洪強,係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副總工程師、研究員;董志芬,係雲南省新世紀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高級工程師;吳文俊,係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