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兩本像《辭海》一樣沉甸甸的《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植物圖鑒》。
翻開圖鑒，每株植物都有不同側面的清晰“證件照”和翔實的“身份”説明。如此工程浩大的圖鑒，其完成者不是專業機構或團體，而是一個和祁連山癡纏了半輩子的牧民“孩子”。
十幾萬張照片、1300多個植物種、無數刺破長好再刺破的傷口、數不清的披星戴月的日子……高級畜牧師安國慶將自己半生的祁連夢、18年追尋植物蹤跡的苦旅都凝結在這兩冊圖鑒裏。
草原孩子的祁連夢
退休前，安國慶在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草原工作站工作。他是牧民的孩子，自小伴著羊群在草地上打滾，對植物有一種莫名的依戀。懵懂不知事時，他就喜歡趴在地上觀察長相特別的草木，時不時還要捻起來嘗一嘗。那時的他並不知道，童年的歡趣會成為他大半輩子孜孜以求、魂牽夢縈的事業。
1976年，21歲的安國慶到甘肅農業大學草原係讀書。每當他拂過課本，手似乎又觸到了那些曾在手上把玩過的植物，白色絨毛依然有些扎人，陣陣草香伴著鮮紅的花瓣又飄到了鼻尖。
帶著對草木的一往情深，安國慶一步步開啟他對草原和植物的探秘之旅。他的工作由研究一顆牧草種子的成長，過渡到關注整個草原的生態變遷，觸碰的領域越來越廣，雄心也越來越大。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位於祁連山北麓，人口不足兩萬，總面積2.38萬平方公里。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近六成分佈在縣域內。
祁連山植物調查始於1949年。1957年和1983年，專家又對肅南縣境內的植物做了兩次專門調查。然而，受當時條件限制，調查還不夠細緻。
一方面，肅南山大溝深，山勢陡峻巍峨，人腳力所及地方有限，許多祁連山深處的植物都被遺漏；另一方面，調查結果記錄的是植物的名目和數量綜述，無圖為證、名稱非官方、且夾雜著許多“同胞兄弟”，很難真正起到科學考證作用。
“腳力不到，就談不上‘普查’，就不能説對祁連山的植物資源心裏有數。”安國慶説。
為了理清“家底”，退休後，安國慶全身心踏上了在祁連山上辨草木的漫漫征程。
堪比《西遊記》裏的“取經路”
巍巍祁連山，冰雪連綿，草木深深，松濤陣陣。安國慶深一腳、淺一腳走著，舉著相機屏息凝神地觀察著眼前的一草一木，在地上一趴就是數十分鐘。他小心翼翼地把標本採下，輕輕地放到紙上，來回往復。
安國慶找植物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偶遇”型，走到哪拍到哪；另一種是“目的”型，根據《肅南縣牧業區劃報告》中的植物名錄尋找。前一種比較輕鬆，後一種因為只記載了大概的分佈區域和海拔高度，只能憑經驗“地毯式搜索”。
為了一株植物多次奔波的事不在少數。颳風打雷、跌打損傷、遭遇猛獸等“難關”，在安國慶的野外考察中更是司空見慣。
為了拍攝懸崖上的“剛毛忍冬”，安國慶曾從4米高的懸崖坡上跌落；在雪山上艱難前行，一個小時走上100米，只為找到那生長在高山上的“密花翠雀”；還有一次進山，車陷進沙地，他和女兒差不多挖了一天沙，才把車開出來……
每每提起這些，安國慶從來都是搖頭擺手，“這有什麼難的，都習慣了。”
“這九九八十一難的故事怎麼也説不完，堪比《西遊記》裏的‘取經路’。”安國慶的女兒安麗娜嗔怪。因為安國慶的“冒失”，家人沒少操心。
如今安國慶年事已高，腿腳不復當初。為了方便照顧父親，安麗娜一有空便會和他一同進山，成了父親的“最佳拍檔”。
在安國慶家裏，另一個吸引記者目光的地方是一個裝滿相機、鏡頭的櫃子。東風、尼康、佳能，定焦、長焦、微距……加起來足有十幾臺。有的相機貼上了膠布，有的鏡頭被摔碎。
安麗娜告訴記者，這些相機差不多是安國慶退休後的全部“身家”。
為什麼一定要給植物留張彩色照片？安國慶説，他看過的很多早期植物圖鑒上都是墨線圖，寥寥幾筆能勾勒出植物的柔美形態，但由於缺乏色彩和細節，無法為科學辨識提供最直接的依據。
安國慶下定決心要為自己遇到過的植物留存“完美容顏”。2003年購入第一台相機後，他下足了“笨功夫”。
“上午10點左右，黃花植物，用Ｆ5.8、1/250秒、6毫米，偏亮，光圈該設在8左右。”這是安國慶筆電上的一段植物攝影記錄，旁邊還配上了太陽光線角度的圖畫。像這樣，每一張照片拍攝時設置的數據、時間、效果，是否需要重拍，安國慶都一一記下。
“拍植物一定要細心，顏色要正，形狀要完整，絨毛和花紋都要清晰，每個生長階段都得盡力拍上。”安國慶説。
對於拍攝這件事，安國慶特別謹慎。但筆電依然有一些地方寫著“照片失色、顏色不理想（無補）”。“有一些花沒拍好，再去的時候卻再也找不到了。”“無補”二字，對安國慶來説分外沉重。
拿回了植物的“證件照”，下一步就是辨識和定名，給植物辦“身份證”。
安麗娜説，除了上山，父親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房間搞鑒定，經常忙到晚上十一二點。
七本《中國高等植物圖鑒》，每一本大約3釐米厚，收錄了中國9000多個物種的資訊，這是安國慶最初鑒定植物的資料來源。
一頁一頁翻過去，幾冊書都被安國慶翻爛，其中還夾雜著他對資訊的補充。有時鑒定一個物種可能就得花上十天半個月。
安國慶的鑒定既不迷信權威，也不堅持自己的一家之言。除了多方資料輔證，他還要再找專家確認。有過誤認，也糾正過《中國高等植物圖鑒》。
時間一長，安國慶練就了“火眼金睛”。對普通人來説，有的植物看起來形狀顏色花紋一模一樣，但是安國慶就能看出來花瓣底下的黑點數量不同，從而確定該物種是不是一個新的變種。
18年風雨兼程的“取經路”，反覆走過那些彎彎道道、溝溝岔岔，取到的“真經”便是這十幾萬張照片、1300多個植物種和兩本植物圖鑒。
祁連山裏的“巡邏兵”
拿起晾幹的植物標本，安國慶用牙刷輕輕地拂去標本根部的塵土，一邊吹，一邊按美觀清晰的形狀將植物在臺紙上擺好，迅速穿針引線後，扎上一個個孔，把線穿過去，邊縫還要邊調整植物的位置。這是安國慶縫製植物標本時重復了千百遍的場景。
“祁連山是中國重要的植物基因庫，我存下的標本和種子現在沒啥用，今後可能會有大用處。”安國慶説。
每一個植物，安國慶都會使用GPS坐標定位記錄下來。當前找到的1300多個植物種，比起之前的兩次普查，已增加了4個科、41個屬、236個種，還有50多種植物仍在鑒定。當前採集的種子，他已交給上級林業部門作為種質資源保存。
“有些植物圖鑒上説甘肅沒有分佈的植物，我都在祁連山上找到了。”安國慶説。
尋尋覓覓這些年，安國慶就像一個“巡邏兵”，自片葉中觀測環境的變化，以他獨特的視角守護著脆弱的生態。
“地衣類植物對環境變化最為敏感，尤其對化學製劑等外來干擾，它會迅速做出反應。”安國慶説，如果禁牧區某個地方的地衣消失，那就得仔細查查是不是有人偷偷進來了。
垃圾袋、車轍印，安國慶走到哪遇上，就把這些“闖入”的痕跡報給當地管理部門。還有一些採蘑菇的年輕男女，騎著摩托車就開到了深山裏。安國慶見著車碾過的草甸直心疼，又好言好語地勸他們回去。
這片綠色大地上生機勃勃的巨大變化，安國慶也不曾忽視。
草比人長得高，那些被羊踩踏過的“魚鱗斑紋”重新覆上了草地，就連野生動物一度消失的祁連山東麓也重新變成動物的“樂園”。安國慶目擊過大批白唇鹿遷徙，也發現過比兩個煙盒還要大的熊足印。
“環境變好了，兒時‘風吹草低見牛羊’情景重現。”安國慶在電腦裏逐字記錄下他所看到的這一切：“祁豐鄉除了陽坡多礫地還能看到地表外，河谷和坡的溫性草原、山地草甸、高寒草甸等三個類的牧草蓋度均達到了95%至100%；森林邊緣灌叢林中3至7年的幼苗每平方米3至10株；德合隆、皇城馬營、鏵尖都能見到馬麝活動蹤跡……”
肅南縣草原工作站副站長祁曉梅説：“祁連山植物種類豐富，安國慶常年行走在深山中，他所提供的觀察報告能讓我們對不同海拔和梯度的珍貴資源進行更有針對性的保護，對生態保護具有獨特的價值。”
曾經這是安國慶的本職工作，盡職，兢兢業業；退休後他也未曾停下，守護，不忘初心。
安國慶對肅南境內植物標本採集已經全部完成。今年他又受聘參與完成了對張掖市境內的植物調查，共採集到2000多份標本，鑒定工作正在進行。
等手頭的工作結束，安國慶還想往更遠的地方走一走，去了解植物的整體分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