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在嘉興南湖紅船上，中國共産黨成立，開啟救亡圖存之路。1947年，在“紅城”烏蘭浩特，黨的民族政策生根發芽，結出新的果實。
中國共産黨經過百年探索，歷經從“紅船”到“紅城”的實踐，形成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了民族平等團結，促進民族地區發展，中華大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在烏蘭浩特市內蒙古民族解放紀念館中，展示著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發佈的相關文件（攝影：達日罕）
紅船——引領中華民族揚起救亡圖存風帆
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便在綱領中註明“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不分性別，不分國籍，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目標；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黨綱草案》中，也提出了中國無産階級的責任是“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獨立”。
在中國共産黨帶領中華民族求獨立求解放的征程中，少數民族的身影從未缺席。鄧恩銘是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他是來自貴州省荔波縣的水族，代表濟南共産主義小組參會。據目前資料所知，在當時全國早期黨員中，除鄧恩銘外，少數民族黨員代表還有瑤族的何孟雄、李啟漢，以及回族的劉清揚等。
對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做出重要貢獻的蒙古族，在中國共産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指引下，較早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加入到中華民族求解放的征程中。
在北京西單小石虎衚同深處，一座雕梁畫棟的古老京式院落藏匿于眾多現代建築中，它就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舊址——蒙藏學校。這所建於1913年的學校，是在北京創辦的全國第一所民族學校，同時也孕育了蒙古族革命的火種。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的烏蘭夫紀念館，向人們展示了這段歷史。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京蒙藏學校的蒙古族青年榮耀先等參加了五四運動遊行，並加入“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學習馬克思主義，聆聽李大釗的教誨，接觸到中國共産黨在北方的發起組織。
1923年，榮耀先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內蒙古最早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進步青年之一。之後榮耀先回到內蒙古地區，動員雲澤（烏蘭夫）、吉雅泰、多松年等41名蒙古族有志青年，奔赴北京蒙藏學校學習。
此後，李大釗、鄧中夏等中共北方區委的10多位共産黨員多次前往蒙藏學校，帶來了宣傳民主與科學的刊物《新青年》。30多位蒙古族青年學生圍著火爐，傾聽李大釗的宣教，真理的種子就這樣根植在他們心中。
烏蘭夫紀念館至今還展示著一本珍貴的刊物——《蒙古農民》。這是1925年在李大釗等人的指導下，烏蘭夫和多松年等人創辦的刊物，它向廣大蒙古族民眾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內蒙古地區的革命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
在中國共産黨的培養下，這批年輕的共産黨員經過鍛鍊，成長為內蒙古革命的骨幹力量。蒙藏學校由此成為中國共産黨早期在少數民族中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地點。
紅軍——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探索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開始長征。長征中雖然黨和紅軍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但黨對民族問題卻極為重視，針對長征中要穿越黔、滇、康、川等多個少數民族聚集區，中央紅軍政治部在長征剛開始就發佈了針對瑤民和苗民的工作指示。
1935年5月，中央紅軍到達彝族地區時，毛澤東囑咐時任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先遣隊的任務不是去打仗，而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帶著毛澤東的囑咐，紅軍始終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最終成就了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的“彝海結盟”佳話。
隨著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創建陜甘寧邊區，黨中央也轉移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並在此進行了民族自治實踐。年近古稀的劉煜是延安革命紀念館研究員，他介紹，《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陜甘寧邊區具有憲法性質的文件，其中明確了“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
建於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的陜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是1936年陜甘寧邊區建立的第一個縣級民族自治政府。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此完成了他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近三分之一的篇章，對當時的自治實踐進行了翔實的記錄。
楊文元是同心縣黨史研究專家，他説：“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署名發表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思想。”
楊文元表示，正是有了毛主席指示，有了頂層設計，有了中共陜甘寧省委和西征紅軍黨委的具體落實，才有了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
此後，陜甘寧邊區政府先後建立了5個回民自治區和1個蒙民自治區，5個回民自治區建立在漢回雜居的地區，城川蒙民自治區是唯一建立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內的民族自治試驗區。
“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標誌著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本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上日漸成熟。”楊文元説。
紅城——誕生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樣板
李思宇是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內蒙古解放紀念館的講解員，一身深紅色制服，與她身處的紅色紀念館十分協調。
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五一大會”，是她再熟悉不過的一段歷史：“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針對內蒙古提出了發動地方自治運動、實行區域自治的工作方針，領導開展了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
李思宇説，當時內蒙古面臨的形勢很複雜：一是國民黨軍發動全面內戰後繼續對內蒙古採取各省分割統治的辦法，試圖撤銷內蒙古這一歷史名稱；二是在錫林郭勒地區有日偽殘余勢力組建的“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三是東部地區還存在不了解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呼倫貝爾地方自治政府”。這種情況下，內蒙古的統一刻不容緩。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烏蘭夫回到內蒙古工作，解決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問題，成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並於1947年在烏蘭浩特召開了由內蒙古各方代表參加的“五一大會”，成立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我國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政權——內蒙古自治政府，烏蘭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烏蘭浩特是蒙古語“紅城”的意思。如今的烏蘭浩特市，“五一大會”舊址還保持著1947年內蒙古各族代表前來參加會議時的樣子：坐東朝西的禮堂，門前挂有內蒙古自治政府旗，門廳挂有《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致毛主席、朱德總司令電》《毛澤東、朱德給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的賀電》，以及烏蘭夫等內蒙古自治政府委員的大幅彩色油畫像……
對原內蒙古騎兵第一師警衛團戰士烏力吉圖來説，為“五一大會”警戒好像還是不久前的事。已是耄耋之年的烏力吉圖，回憶起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過往，依然聲如洪鐘，目光如炬。“自治政府成立前，烏蘭夫同志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各民族統一到一個戰線上，為內蒙古統一自治打下了基礎。”
興安盟檔案史志館副主任那順烏力塔説：“內蒙古自治政府使蒙古族群眾得到了有史以來不曾得到過的當家做主的權利，增進了民族團結，維護了祖國統一，也標誌著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經受了實踐的檢驗而進入成熟階段。”
那順烏力塔認為，黨的民族政策從開始時的“自決”過渡到之後的“自治”，並在“紅城”烏蘭浩特實施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政權，一方面結束了內蒙古300多年來被分割統治的局面，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是內蒙古各界、各階層人民都參與進來的，是黨的民族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共産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民族實際問題相結合，找到了以民族區域自治這一基本方針來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發展道路，也為我國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區域自治提供了樣板。
此後，新疆、廣西、寧夏和西藏幾個省級自治區相繼建立，目前我國共有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以及120個自治縣（旗），還有1000多個民族鄉作為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補充形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