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草原保護與牧民致富得以良性迴圈，遊牧文明得到回歸，草原會再現“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的自由美好景象。
我們的祖先從草原和森林走出，開墾農田，建設城市，現在穿過高樓大廈的隙縫，窺視草原那片茵綠，仍會感覺草原才是心靈永久的家園。在草原人民的心中，家的概念是整個草原。在廣闊的草原上，草原人世世代代趕著馬、牛、羊群，逐水草而遷徙、遊牧。
筆者曾問草原上老牧民：“為什麼不定居在一個地方？”他莊重地答道：“如果在一個地方定居，地母神額托格會很疼的。只有我們遊牧和遷徙時，地母神身上的血液才暢流，她才渾身舒爽。”牧民們雖然説不出高深的理論，然而他們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對萬物的這種溫情厚意，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態度，天然地把自己的行為與大自然的生命緊緊聯繫在一起。正是在幾千年遷徙和放棄中，草原民族才對草原實現了永恒的擁有。
中華文明以農耕文明為主體，歷史上對草原、對遊牧文明缺乏完整的理解，如開闢荒地要斬草除根、稱老百姓為草民、稱土匪為草寇；大家都明白草原牧區有提供肉食乳品皮毛等的經濟功能，但對草原的生態和文化功能知之甚少，缺乏保護意識。近些年來，特別是國家啟動草原生態補獎等政策，退化的草原在逐漸恢復，草原的生態功能逐漸被世人認識。草原歌曲唱響祖國大地，傳播著草原文化。
草原生態是草原文化、遊牧文明的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幾千年來蒙古高原的人口在30~50萬之間波動，現在草原的人口翻了10倍以上，牲畜數量更是迅猛增長，草場嚴重超載過牧，草原生態退化；遊牧遊不動了，才出現了圈養和禁牧問題。但我們調查中發現了新的苗頭——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和撤鄉並鎮、學校撤並，牧區新的一代青年人大多進城鎮生存，很多年老牧民領取生態補獎資金後，將牧場入股合作社，進城照看孫子，牧區的人口在減少，有一些嘎查（蒙古族的行政村）人走村空。可以預計，在10年之後牧區的人口還會大幅度減少，這一方面緩減著草原的人口容量，同時也為遊牧的回歸提供了契機。筆者調研中也看到，有萬畝左右草場的牧民們在自覺輪牧、倒場放牧，隨著牧業合作社等組織形式的健全，草原生態的恢復、遊牧的範圍還會逐步改善和擴大。
現在，我國百姓餐桌上，糧食、蔬菜、肉蛋奶各佔三分之一。肉奶食品的品質安全涉及家家戶戶每一個人。牛羊是反芻動物，必須吃草方能健康生存。牛羊吃了高品質的飼草才可能生産高品質的牛奶和肉食。而農區的奶牛飼草大多以秸稈為主，牛奶的産量和品質難以保證，所以才出現了加入外源性乳蛋白的三聚氰胺事件。
因而，發展生態草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是保障肉奶食品安全——也就是保證我們的生命品質。歐美和澳洲等一些國家對草業十分重視，將其看做“綠色黃金”，澳大利亞更稱其為“立國之本”。在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畜牧業發達國家，草業已成為支柱産業。我國要改變“重糧輕草、重畜輕草”的傳統觀念和思維，要樹立“立草為業”的理念，像重視農業一樣重視草業，像重視基本農田一樣重視基本草牧場，像補助養豬一樣補助養羊。我們要制定“動物福利法”，給予動物以每日四小時以上的散步權利，保障動物心身健康才能保證肉奶的鮮美；建立草原保護長效機制即草原保護由政策性補獎向法律保障轉變，典型草原逐漸由禁牧向草原平衡過渡，恢復輪牧、倒場等傳統方式。
建立國家草原公園、草業示範區、遊牧文明保護區等，在這些保護區，遊牧遷徙不僅是一種生産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方式、一種無形資源。將這些資源配置在體驗休閒探險等新型産業中，牧民的角色由牧人變為導師，教我們如何騎馬射箭、搭建蒙古包，如何騎著駱駝走出沙漠、如何放牧遷徙乃至製作奶酪、肉食，如何唱歌舞蹈。這個時候牧民的收入就由肉奶製品為主變為新型産業收入為主——這將使草原保護與牧民致富得以良性迴圈。隨著遊牧文明的回歸，草原會再現“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的自由美好景象。（董恒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