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路艷霞

昨天，作家嚴歌苓新書《床畔》在北京大學首發。嚴歌苓以“我為什麼寫作”與劉震雲展開對話， 兩位作家以彼此的軍旅生涯為話題，暢談當年寫作的契機與往事，共同懷念那個不一樣的年代，關於信仰、關於英雄、關於高貴。

小説曾休克20年

《床畔》的故事要從1976年的西南小城講起。19歲的萬紅，護校剛畢業就來到川貴深山間的一個野戰醫院。她的使命是護理鐵道兵張穀雨這位“活烈士”——他是個植物人。嚴歌苓説，這部小説是一名年輕的軍隊女護士和她護理的一個英雄鐵道兵的愛情故事。

“這部小説我20多年前就開始創作了，從第一次鋪開稿紙，到最後完成，經過了三次顛覆性的重寫。”嚴歌苓回憶説，開始寫這部小説的時候，父親還健在，並提過寫作建議：一是以傳統醫學判斷為植物人的張穀雨連長的視角，二是以護士萬紅的視角，兩個視角都是第一人稱。當時她寫了厚厚一沓稿紙，卻發現故事像個童話，缺少力量。

多年後，這部書稿被多次翻出來。嚴歌苓説，讀著讀著，激情會再次燃燒起來，“我拖著小説手稿從美國到非洲，從非洲到亞洲，又從亞洲到歐洲。”而在台北居住的那三年中，嚴歌苓再次開始寫作，還偶然與導演張藝謀聊天時談起過這個小説，張藝謀與嚴歌苓的觀點竟然一致：“不應該把植物人作為其中敘事視角之一，關鍵不在於他是不是正常地活著，而在於萬紅以信念去證實他活著。”雖説換了一種寫法，但嚴歌苓依然覺得寫得艱澀，還是放棄了。

直到去年，嚴歌苓才把這部小説的所有手稿又翻了出來，各種稿紙堆了一桌子，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構思，重新寫作了目前這部《床畔》。“因為朋友催我趕快交稿，對它的要求也沒那麼苛刻了，於是只好打發它上路了。”嚴歌苓稱，書稿完成了，但距離跟父親探討它的雛形，已過了太久。

寫軍隊是一種懷舊

嚴歌苓脫下軍裝多年，但她依然認為從軍生涯對她影響至深。“我是有軍隊情結的，我在部隊呆了13年，寫軍隊對我來説是一種懷舊。”她説，軍隊生涯讓她提純出萬紅的故事，這對自己的青春也算是有一個交代。

嚴歌苓回憶説，當兵的第三年，她曾隨團去鐵道兵的築路工地巡迴演出，那是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專門修鐵道的部隊。“舞臺大幕一拉開，台下滿坑滿谷的光頭，以及被日曬塑出的幾乎一模一樣的黝黑面孔，原來看似無人區的大山裏，生活著那麼多年輕的老鐵。”上世紀80年代初，嚴歌苓調到北京鐵道兵總部創作組，跟著施工連隊多次下600多級的臺階，來到隧道的作業面上，她一次次見證年輕的老鐵們在和平年代照樣會犧牲和挂彩。

嚴歌苓親歷的故事、場景，沒有變成英雄事跡材料，她反感歌功頌德式的寫作，但它們悄然沉澱了下來，並最終和一次偶然耳聞的事情有了碰撞。赴美留學期間，一個在野戰醫院當護士的女朋友告訴嚴歌苓，那家醫院曾經醫護過一些因公負傷的植物人士兵。“我打長途電話向她詢問植物人的護理技術，她跟我講到護士和植物人之間的微妙交流——那種近乎神交的感覺，聽到這些，我心裏亮了一下。”

同樣有從軍經歷的劉震雲，和嚴歌苓找到了契合點。他回憶説，上世紀70年代，很多漂亮的女孩子都在部隊，他甚至難忘太陽光射下來時，能看到她們胳膊上的絨毛，是那麼的纖細和溫柔。而她們説的話，在劉震雲聽來像是來自天堂的聲音。女文工團員要走了，她們當然不知道一個叫劉震雲的15歲少年，一直跟在她們後面，黯然神傷。

劉震雲坦言，他的這些有關女文工團員的美好記憶，並沒有寫成小説。但有些軍隊經歷是寫了的，“我原來寫過一個小説《新兵連》，大家可以看看，可以和《床畔》結合著看。”劉震雲一席話，惹笑了大家。

重拾古典英雄主義

嚴歌苓説，《床畔》並不是她採集來的一個故事，而是她在脫下軍裝20多年後一直想表達的一種軍人精神，“軍人精神的核心無疑是英雄主義。”

在嚴歌苓看來，如今人們已經淡忘了古典的、經典的英雄定義：一種超乎尋常的美德，忠誠、勇敢、堅貞，抑或無私忘我。“我小説中的軍隊護士萬紅傾其半生堅守的，就是一個捨己救人的軍人英雄。她堅信英雄活著，更堅信英雄價值觀的不滅。”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觀、英雄觀。”嚴歌苓説，她前兩天在另外一所大學演講，講到董存瑞與黃繼光，台下的學生都笑了。大家覺得這種英雄主義似乎過時了。“其實我認為只要不是常人能夠做到的，在危急時刻，在處於兩難絕境中做出電光火石般的決定，就是英雄的品質。”她説，《辛德勒的名單》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時，製片人曾説，辛德勒身上有一種不被人理解的善良，這種善良的力量是深厚的、蓬勃的，“我覺得辛德勒身上的這種情懷和品質就是我理解的英雄主義。”

嚴歌苓重拾英雄主義的寫作意圖，引起了劉震雲的共鳴：“她是一位擦亮過去的作家。”他認為，在華語文學圈裏，嚴歌苓是個獨特的作家，她專注于那些被遺忘的世界和人物，被遺忘的生活片段，被遺忘的精神，“她不斷打撈被遺忘的碎片，這一點和很多作家非常不同。”

只言片語

中國的批評家有一個毛病，就是自以為是大眾的代言人。中國的批評家還喜歡把許多作家歸類。其實，如果分析的作品是個體，這才符合生活的真實、文學作品的真實。我就曾經被貼過標簽，最開始的標簽是新寫實，《一地雞毛》説是生活的原生態。當這個帽子送給我時，我就説這是多麼的無知。

——劉震雲

我美國的寫作老師説，什麼都能寫，就看怎麼寫。怎樣寫小説關乎小説家的造詣與境界，寫什麼則是他（她）的興趣。我興趣廣泛，什麼都感興趣，每次回國，都感覺有很多不一樣的新鮮事兒撲面而來，所以我的故事量、題材量比較廣泛。

——嚴歌苓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