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牧鳴

“悠長假期”結束，家長們在“慶祝”神獸終於歸籠後，最常見的“問候”就是“你家孩子度數漲了多少？”

是的，現在小學高年級以上，戴眼鏡幾乎成標配，問度數就像互道“吃了嗎”一樣常態化。暑假時，記者就在北京市潘家園眼鏡城了解到，多數孩子的近視度數漲了至少50-100度。

8月27日，教育部調研也顯示，與2019年底相比，半年來學生近視率增加了11.7%。青少年兒童近視防控工作迫在眉睫。

其實去年的形勢就已經“驚人”了，國家衛健委2019年4月公佈的一組數據顯示，全國青少年兒童總體近視率為53.6%。其中，初中生近視率達71.6%，高中生達81%。

因此，時隔不到一年，教育部等九部門建立的《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工作評議考核辦法》，成員單位已增至15個。

各種因素對視力的影響到底在哪，以及如何應對，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南大學愛爾眼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華醫學會眼科分會眼視光學組副組長楊智寬。

楊智寬介紹，對青少年視力影響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第一是持續性視近工作，也就是小于33釐米、大於20分鐘的用眼。學生平時在校一節課40分鐘，是在黑板和課本間切換，理論上還可以接受，但總上網課就沒有了這種切換；第二是有效戶外活動時間，為什麼要加上“有效”呢？就是戶外光照度要大於700ｌｕｘ。夜晚戶外活動，鍛鍊作用還在，但對視力的調節作用就沒有了；第三是環境照度，室內非閱讀，也需要150ｌｕｘ以上才不至於視疲勞。

多亮才算亮？

光照度是物理術語，指光照的強弱和物體表面積被照明程度的量，簡稱照度，單位勒克斯(ｌｕｘ或ｌｘ)。

據2018年住建部頒發的最新《建築照明標準》，以學校為參照，國標中對於教室桌面的照度要求是300ｌｕｘ，黑板面是500ｌｕｘ。這基本也是記者平時閱讀時眼睛較舒適的光照度範圍。而記者去過的不少書店閱讀區，甚至部分圖書館，往往達不到這個標準。

記者在一個陰天的上午，緊靠窗前無任何遮擋的書桌桌面照度是700-800ｌｕｘ；離窗1米遠的桌面照度約300ｌｕｘ左右。

很多成年人都沒繃緊環境照度和閱讀照度這根弦。週末節假日，無論在照度不合格的圖書館還是書店，書架旁的地板上、角落裏經常坐滿了各個年齡段的讀書人。公共閱讀場所的經營管理者，有義務參照國標，滿足照明條件。而熱愛閱讀的我們，尤其家長，更應該了解點“常識”，堅決不在不合格的光照條件下閱讀寫字，畢竟，“鑿壁偷光”和“囊螢映雪”是受限於時代，勵志足矣。除了期盼加強檢查以督促公共閱讀空間照度標準化外，記者曾見到有些家長在光照不足的圖書館掏出充電閱讀燈為孩子“補光”，也不失為權宜之策。

螢幕的“原罪”

至於廣被詬病的電子産品，到底主要“危害”在哪？如果無法在生活中完全剔除，該如何正確使用？同樣是近距離閱讀，和傳統紙質書差別在哪？藍光到底危害有多大？這些問題，楊智寬也一一做了解答。

排除螢幕類閱讀介質本身的品質問題，首先，電子産品的閱讀是不限制條件的。看書，我們至少要一盞燈，但現在的學生，即使房間熄燈了，趴在被窩裏也可以看電子螢幕，這本身就增加了近距離閱讀時間。這種情況，經常到處奔波的人最有體會，很多不利於閱讀的環境，比如火車站、地鐵上、候診時……掏出手機似乎是消磨時間最好的方法。

其次，電子産品傳遞的資訊，可以做成動畫、視頻，包括互動等形式，增加了趣味性，一不留神就超時。其實何止學生，相信很多成年人，即使是正當需求，也擋不住各種推送的“吸引”，更不要説進去就出不來的遊戲了。

第三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藍光，這個其實和近視眼關係不大，但主要會引發眼底病。我們現在所有的電子産品，顯示光源都是ＬＥＤ，一般　ＬＥＤ發的光只有“ＲＧＢ”這3種顏色，其中Ｒ就是ｒｅｄ，表示紅光；Ｇ表示ｇｒｅｅｎ，代表綠光；而Ｂ表示ｂｌｕｅ，代表藍光。3種顏色的ＬＥＤ，以400ｎｍ到500ｎｍ之間的“藍光ＬＥＤ”最為重要，也最為基本。波長在400多ｎｍ，正好聚焦在黃斑處，所以對眼底是有損害的，看手機又多數在晚上或光照不佳時，瞳孔暗環境會放大，藍光沒有任何遮攔直入眼底。這種損害短期看不出來，長此以往後患無窮。

每天戶外2小時

如果説螢幕生活對全人類包括青少年已無可回避，除了對距離、時間的控制，更積極的做法是增加戶外活動。

8月29日，人民網主辦的“第二屆國民視覺健康高峰論壇”(後簡稱“論壇”)上發佈的《中國青少年近視防控大數據報告》，指出當前兒童青少年用眼時長超出標準1倍有餘，戶外有效暴露時長嚴重不足。數據顯示，2020年1-7月，青少年全天用眼距離為32.3±9.4ｃｍ，其中，75.3%的青少年平均每日近距離用眼時長超過2小時。

青少年近視防控需要“光合作用”，堅持戶外活動必不可少。在戶外活動接受陽光、接受更強的照明，接受日照下面的光譜以及節律，這是最重要的近視防控的手段。

在論壇上，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主任醫師曾駿文解釋説：“為什麼老是説要戶外活動，其實戶外活動不單單只是減少看近的問題。戶外活動接收光線的作用特別神奇，很多人覺得紫外線不好，其實紫外線裏有些波段的光對眼球發展有一定正向作用，現在還沒有深入研究。我的課題在做紅光的研究，紅光以前專門治療弱視的，其實弱視治療好了以後，小孩子眼球的硬度也增長了，眼軸就不怎麼長了。”

教育部體衛藝司原巡視員廖文科提到，高考體檢查視力是重要一項，有不少在某方面非常有天賦的孩子，由於視力原因不能選擇自己所愛的專業，嚴重影響我們國家專業人才的培養。不光如此，“每年徵兵之後部隊都要跟我們反饋，由於視力低下導致合格兵源少，徵兵體檢的標準一降再降，還按照原來的標準已經找不到太多合格的兵源了，再不降標準徵兵任務都難以完成。”

記者在論壇上還了解到，經科學論證，週末一次性運動14小時起不到近視防控的作用。就像飯要按頓吃一樣，戶外活動一定要分散到每天至少2小時。而現實是，即使在疫情已不太嚴重的停學期間，各個小區樓下玩的孩子鮮有小學高年級及以上者。更不要説平日裏“檔期”比大人都緊的學生了。

配眼鏡、ＯＫ鏡、阿托品……這些真能亡羊補牢嗎？對於似乎一切塵埃落定的成年人，近視和多年前覺得不算病的牙疼一樣可以熟視無睹嗎？

近視不只是近視

如果以為高度近視僅僅是眼鏡片厚一點，或者選專業窄一點，那可太樂觀了。一旦進入高度近視的病理性變化就是不可逆的損傷，超過600度的高度近視人群，發生白內障的風險會增加5倍，視網膜脫離的風險增加13倍，黃斑變性的風險增加800多倍。國際防盲協會已經用高度近視眼替代白內障作為當下全球導致失明的首要原因，而白內障致盲尚可逆。造成高度近視的原因，一是非常明顯基因影響。還有就是12歲以前就近視，也稱早發近視，這類孩子度數發展非常快，也屬於高概率人群。第三類雖然是12歲以後發現近視，但是帶有一些隱藏的易感基因，所以也有可能成為病理性近視。

北京同仁眼科研究所原所長徐亮強調，18歲以前近視的，越早越容易得高度近視。可“悲觀”地看，18歲以前不近視的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為什麼病理性近視(高度近視)是致盲重要原因，甚至比白內障還“危險”？因為隨著近視眼度數越來越高，眼軸也拉得越來越長，眼球的整個生物結構發生了變化，後面變成橄欖一樣，視網膜都往前拉了，視網膜變成了像破棉絮一樣，脆弱得不堪一擊。

那麼如何有效防範？説難也不難，我們的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就是一個重要抓手，比如學習的姿勢、閱讀距離、閱讀時間、閱讀的強度還有閱讀照明等等。

楊智寬説，近視眼防控不光是戴眼鏡的問題，可能還是今後喪失勞動能力的問題。也不是喊喊口號，開幾次會就能解決的。除了對“危害”的警鐘長鳴，科普事關重大，尤其對家長和學校老師的科普。

其他國家地區呢？

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屈光不正防控計劃專家組成員藍衛忠介紹，在過去幾十年裏，全球各地的近視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中國、日本、南韓居全球近視率發病的首位，達到51.6%，緊隨其後是美國、歐洲，近視率最低的是在非洲以及大洋洲，不到10%。

美國眼科雜誌一篇文章對全球近視眼發病率的預測稱，如果當下沒有有力的近視眼防控措施的話，到2050年全球近視眼患病率將高達49.5%，高度近視眼總人口將近10億。

大量的研究提示，全球近視眼的患病率比幾十年前迅猛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在眾多的“新”生活方式裏，有兩個是被明確認定導致近視眼的因素，就是學習負荷的增加以及戶外活動的減少。

但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還有澳大利亞，總體近視患病率還是遠低於東亞地區。從社會層面來看，西方社會對於學生的評價除了學業成績之外，還會考量綜合素質，比如學習能力、特長、愛好、發展潛力等等，而東亞地區傳統文化往往把重心放在學業上，尤其是書齋中高度用眼的“視近”學習。因為評價體系的單一，方法也只能“功利性”地單一，於是導致戶外活動時間嚴重不足。

再看華人社會為主的新加坡，2000年已經啟動了國家層面的近視眼防控計劃，經過了將近15年的努力，成功把近視眼的患病率從37.7%降至31.6%，他們的防控措施非常全面，首先採取了學齡以及學齡前的視力篩查，還提供非常有趣的近視眼防控健康教育，讓娃娃從小就知道近視眼到底會對他們未來有什麼影響。

中國台灣地區，也是推出一系列近視眼防控的措施，包括推行跟眼保健操類似的護眼操，改善教室照明，提供可以調高低的桌椅等等。可是，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施行上述措施後效果不是很明顯，近視眼患病率不但沒降還不斷升高。於是在2010年進行了調整，提出了“天天120”計劃，就是鼓勵學生每天都至少有120分鐘的戶外活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把護眼操取消了，每天兩次護眼操時間，把小孩子都趕到操場上享受陽光。效果如何呢？從2010年做出了這樣的調整後，近視患病率從50%逐漸下降到46.1%。

倒逼學生還是學校？

前陣網上爭議很大的山西省長治市將視力考核納入中考成績一事，似乎在學業日趨沉重的學生身上又壓了一座大山。

北京朝陽區呼家樓小學則另辟蹊徑，每學期把視力檢查的結果做成曲線圖反饋給家長，同時在教師的評優上納入了視力考核指標，如果班級成績上漲但同時近視率也上漲，老師考核是要受影響的。

校長劉治國還建議，能否在教室裏裝一個光感應器。因為現在教室使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時往往拉上窗簾，雖然要求用完投影等設備就要把窗簾拉開，但當老師全力投入教學中有時想不起來，如果有這麼一個感應器，一報警就知道光線不夠了，需要拉開窗簾或者開燈。

現在很多公園裏都有噪音預警器，不少手機裝個軟體就能檢測光照度，技術層面應該不難解決，更重要看管理者的決心。資訊化、數字化等新的生活方式給我們健康帶來衝擊的同時也應該提供相關便利。

不過劉校長也擔心，目前能想到做到的，只是從“監控方”出發，真正起作用的還是要喚起學生自己對這些問題的重視。

仍有太多對光線強弱、對戶外活動不以為然的青少年兒童甚至家長，這恰恰説明很多人的重視性亟待增強，不要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