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處奏響教育合作凱歌

　　——江蘇海安和雲南寧蒗的32年教育結對之路

　　光明日報記者 鄭晉鳴

　　這是一件看似很平凡的事情。

　　32年前，一群江蘇海安人來到雲南省麗江市寧蒗彝族自治縣創辦一所學校，當上了成千上萬少數民族兒女的“舅舅”，由此開啟東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

　　32年的堅守，10批次、281名“海安舅舅”不僅培養了許許多多大學生，更激發起當地少數民族群眾那股奮然為之的精氣神。這種教育資源的放大，凸顯了教育的本質，帶動了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的團結進步和全面振興。

　　“寧海之約”：治窮先治愚，木材換人才

　　對32年前的寧蒗，“愚”和“窮”就像一根繩索上的兩個活結，彼此牽纏。寧蒗人知道，治窮先治愚，只有教育帶來的改變，才是最根本最持久的。於是，一場東西部教育合作的“寧海之約”順勢而生。

　　寧蒗俗稱“小涼山”，地處滇西北橫斷山脈中段，平均海拔2800米，全縣26萬人口，有彝、漢、納西、普米等12個民族。記者一行從麗江機場驅車到寧蒗，走了3個小時的山路，一側是高山峭壁，一側則是萬丈深淵。長久以來，貧窮和落後，就像這條彎彎繞繞的山路，緊緊纏繞著寧蒗人的身心。

　　寧蒗的貧困有其特定歷史因素。新中國成立前，這裡還是一個以奴隸制為主體，封建領主制、原始共耕制和母系制等多種社會形態並存的多民族聚居地，長期停留在刀耕火種、遊牧遊耕的生産狀態，無人識得漢字，很多人甚至連彝文也不識。新中國成立後，寧蒗“一步跨千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由於沒有先進的知識和文化，和其他地區差距越來越大。

　　寧蒗的教育更是起步晚、品質低。“從前寧蒗歷年中考平均分與麗江周邊縣相差有100分，高考錄取分數即使有30分的民族照顧分，也出不了一個大學生。”寧蒗教體局局長張達峰介紹，那時寧蒗中高考成績長年在麗江地區各縣墊底。

　　“扶貧先扶智，治窮先治愚。”時任寧蒗縣委書記阿蘇大嶺覺得，為官一任，想的應當是造福一方長久的好事。他深諳教育的重要性，當即狠下決心：“要從根子上治窮，絕不能讓子孫後代再窮下去！”

　　經過一番實地考察，阿蘇大嶺“挑中”了八千里外教育居江蘇省領先水準的海安縣。當時，海安急需用於教育硬體建設的木材，雙方於是一拍即合，達成了“木材換人才”的“寧海之約”：海安派優秀師資力量全權接管一所學校，寧蒗則以優惠價格為海安提供緊缺木材。

　　於是，由寧蒗投資100萬元、由海安選拔33名骨幹教師，以寧蒗、海安兩縣縣名第一個字命名的“寧海中學”正式成立。1988年8月25日，33名海安教師拖家帶口近百人，踏上了八千里外的支教之路。四天三夜，車至寧蒗，老師們已疲憊不堪。

　　梅德潤被海安縣教育局點將，擔任寧海中學首任校長。他告訴我們，剛來寧蒗的那段日子，終生難忘，提起來滿腹心酸：“來到這裡的第二天就遇到泥石流，直接衝進我們當時住的木板房，我和老婆用身體死死頂住門框也沒有用，眼睜睜看著被褥行李全都泡在裏面。”

　　為了保證按時開學，梅德潤一聲令下，大家用鐵鍬鏟、用鋤頭挖、用手搬，“很多同志手臂震得疼痛酸麻，鞋底也被鐵鍬割成了兩半”，在梅德潤看來，比起在家鄉海安教書，這支隊伍有著更為艱巨而重要的任務。

　　住著用木板隔開的簡易宿舍、喝著用塑膠管從山上接來的渾泥水、常常因變壓器跳閘沒電而吃了上頓沒下頓、承受著“海安的教師管不了民族學生”的質疑……一位老師在日記中寫道：“抬頭是無盡的山，低頭是泥濘一片，只是想家，想家，可最終還是想到了此行的責任。”作為支教隊伍裏唯一的單身女教師，劉衛琴當時年僅24歲，之所以選擇來吃苦，她説自己堅信，“只要面對學生，我就朝氣蓬勃，就能體驗到人生的全部價值”。

　　心之所願，無所不至。歷經千難萬苦，寧海中學正式開學，寧蒗教育的蝶變之路也由此開啟。跟隨教育和地區發展的步伐，1993年，海安抽調骨幹加強寧蒗民族中學高中部、2006年開啟“訂單式”職業技能培訓合作模式、2016年集中力量開辦“海安班”……32年，從基礎教育拓展到職業教育到其他領域，“寧海之約”已發展成為卓有成效的“寧海模式”。

　　“海安舅舅”：走出一名大學生，脫貧一個小家庭

　　32年間，海安的骨幹教師從黃海之濱前赴後繼奔向小涼山，把愛和知識播撒在大山深處。他們懷抱立德樹人的教育理想和滿腔熱情，帶領大山裏的孩子紛紛走進課堂，拿起書本，讓兩萬多名初高中生、1萬多名大中專生走出了大山。寧蒗人深深領會到，知識改變命運，點亮出彩人生。

　　老書記阿蘇大嶺曾在全縣幹部會議上説：“海安教師是我們寧蒗12個民族的親人，是我們孩子的舅舅，是我們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寧蒗家庭，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聲“海安舅舅”背後，是寧蒗人民對海安教師的最大肯定。

　　景寶明是第一批踏上寧蒗大地的海安教師，初至寧蒗，當地的教育環境和學生素質令他十分驚訝，更深感使命之重大，在他心裏，寧蒗教育的變革，要從每一個來到這裡的教師做起，讓改變在每一個微觀過程裏發生。

　　1990年，來到寧蒗的第3個年頭，景寶明的妻子丁林秀突然病倒了，到醫院一檢查，竟是食道癌晚期！捧著片子，景寶明的眼淚瞬間淌了下來，在他心中，妻子隨他遠離家鄉紮根寧蒗已是大義，可自己“説好陪她去看醫生，卻因為工作太忙一拖再拖”。為了讓妻子安心接受治療，景寶明把她送回了江蘇老家，一面停課悉心照料妻子，一面無時無刻不惦記著8000里外的孩子們。

　　學生們聽聞景老師家事，自發捐起款來，三毛、五毛、一元、兩元……一張張紙票堆起來竟有1200多元。要知道，在當時的寧蒗，1200元足以供一個家庭生活兩三年。拿到滾燙的募捐款，景寶明雙手顫抖，心中百感交集。

　　此心安處是吾鄉。在妻子丁林秀心中，寧蒗不僅僅早已成為丈夫的心靈歸屬，也成了她的第二個家，寧蒗的山裏娃，就是他們的孩子。她不斷催促趕快返回寧蒗。在妻子的理解和支援下，景寶明踏上“回鄉”之路。而這一別，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別。

　　朱朝書是帶著一家人到寧蒗支教的。1995年，當時的朱朝書擔任高三班主任，年過七旬的父親在老家患病住院，他心急如焚，但高考在即，復習備考一刻不得放鬆，只好托妻子回鄉照料。

　　“到寧蒗去！”為了讓兒子安心支教，病情稍好，老父親便打算跟著兒媳回寧蒗。朱朝書起初堅決反對，因為害怕老父親一路折騰再耽誤了治療。“我一天能吃一碗飯，我能行！”説著寬慰的話，老人臨走前卻偷偷把自己終老的壽衣塞進了行李。長途顛簸、氣候反常，老人到了寧蒗便一病不起，短短11天便離開了人世。

　　學生們聽聞消息，不約而同地抱著火葬用的木材，翻了兩座山為老人送行。朱朝書説，他的父親，永遠留在了“小涼山”，他現在，所有的牽掛都在寧蒗了。

　　還有，連續五輪支教的“最牛釘子戶”丁愛軍蔣蓉夫婦、籌集18萬元設立專項獎學金的徐愛輝、為常年飽受“疥瘡”之苦的全校女學生申請醫藥費的鄭建華、孫亞琴……每一個“海安舅舅”背後，都有動人的故事，他們為大山深處帶來知識、帶來思想、帶來希望，改變了一個又一個家庭的命運。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夥子楊克幹，如今已是民族中學的德育室主任。“如果沒有海安老師，我和姐姐們可能還在放牛呢！”楊克幹還有四個姐姐，大姐、二姐沒讀過書便早早嫁了人，海安老師來了以後，三姐、四姐都考上了中專，畢業後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作為寧蒗12個少數民族之一的普米族，新中國成立前，3800多名族人中只有一人學過漢文，卻也只是聽得懂説不出。而今年，距離寧蒗縣城80公里巴珠村的一對普米族姐妹花楊志秀、楊志春，竟同時考上了大學，成了族裏的稀罕事。姐妹倆一個被重慶大學土木工程專業錄取，一個超了二本線24分。

　　“上大學是她們改變命運的機會，也能帶我們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出了兩個大學生，從未走出大山的一家人生活有了希望，未來有了奔頭。

　　32年間，281名海安教師累計培養了20000多名合格的初、高中畢業生，輸送了10000多名大、中專生，其中有9名市高考狀元和6名市中考狀元。在海安教師的教育引導下，曾經貧窮落後的寧蒗成為雲南教育的標桿，無數少年因知識改變了命運，從放牛娃成長為社會的中流砥柱。

　　“寧海效應”：把自強刻進骨頭，用奮鬥成就未來

　　海安教師不僅僅推動了寧蒗教育的發展，他們更拓展了“寧海模式”為“寧海效應”，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生活方式，讓寧蒗人從此更有精氣神，凝聚起奮發向上的力量；讓寧蒗從此有了內源式發展的“發動機”，在脫貧致富的道路上，行穩致遠。

　　1989年，寧海中學創辦後的第一次中考，每人平均考分、升學率全縣第一的成績讓寧海中學一炮打響。當時師資力量最強的寧蒗第一中學校長甚至下達動員令：絕不能讓一中落後寧海中學。自此，寧蒗教育系統“好戲連臺”，全縣各校紛紛自加壓力，學習、借鑒、效倣“寧海模式”的成功經驗，形成了教學研爭先創優、你追我趕的濃厚氛圍。

　　讀書去！到寧海中學讀書去！一股競相讀書的風氣在寧蒗興起。教育的競爭，帶來的不是衝擊，而是清晰的發展方向。自古以來第一次，家家爭著把自己的孩子往學校送。

　　教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寧蒗人把重教崇教融入血脈裏、落到言行中，尋找到了闊步前進的自信和動力。海安教師給寧蒗帶來的不僅是教育，更是一種精神，他們的風範、品格、胸懷，整整影響了寧蒗一代人。

　　首批海安教師剛到寧蒗，震驚于當地師生的疲怠狀態，立時將海安工作的作息習慣搬到了寧蒗。鼓勵學生6點起床上課，21點晚自習下課；班主任每天第一個到教室，最後一個離開……學生生活作息的改變，帶來一個家庭作息的改變，海安教師對待教育的一絲不茍的敬業勁兒，也使得寧蒗當地各行各業的工作者紛紛效倣。

　　寧蒗人説：“江蘇的教師早晨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他們改變了我們的時間觀念，早上把寧蒗的時鐘往前撥了2個小時，晚上的時間往後拖了2個小時。”

　　寧蒗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聯鴻是寧海中學的第一批學生。“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師，我很可能一輩子就困在山上下不來，更不會有現在。”李聯鴻告訴記者，山上下來的孩子很調皮，上課從來不認真聽講，整個班級無論上課下課總是吵吵嚷嚷，海安老師的到來讓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老師弄傷了三根肋骨，當時大家都想著可以不用上課了。沒想到，老師一天都沒休息，一邊打著繃帶，一邊給我們講課。”原本吵吵嚷嚷的教室變得連根針掉下的聲音都能聽到。李聯鴻説，那個場景，自己一輩子也忘不了，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人是有精神支撐的。

　　1990年曾就讀于寧海中學，如今任寧蒗縣信訪局局長的楊才華，深深記得海安老師的負責、那種不一般的負責。

　　“上學時候早晨天沒亮，老師就在門口等著我們，數一數有沒有學生沒到。”楊才華回憶，“在那個年代，沒見過那樣的老師，太特別了！”

　　因為高考志願沒填好，楊才華錯過了自己心儀的學校，不得不外出打工，但在打工期間，海安老師説過的“知識才能改變命運”這句話深深刻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散。不甘心的楊才華重新拿起課本，並通過成人高考考進了西南政法大學。“可以説，遇到海安老師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一件事。”

　　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披肝瀝膽、嘔心瀝血的海安教師，成功修建了一條教育高速公路，這條路通往寧蒗的每家每戶，通往每一個寧蒗人的腦子裏。

　　隨著越來越多學子命運和當地精神面貌的變化，寧蒗百姓的觀念徹底扭轉了。“勤奮、敬業、負責任，工作一絲不茍，海安教師帶給當時寧蒗一中，還有各中小學，甚至整個地區巨大的影響。老百姓都知道，這是唯一的出路，是希望所在。”阿蘇大嶺説。

　　一所學校的辦學意義遠不止對教育的影響。這群海安教師，消除了疑慮、振奮了精神，辦學成效已遠遠大過了教育本身。他們用先進的教育理念給寧蒗帶來了新觀念、新思維、新氣象，用超前的智慧在荊棘中開拓出文明之路，用博大的愛心在荒原上立起精神豐碑。他們獨樹一幟的大愛和智慧、精神和業績，將永久載入中國教育的史冊！

　　記者手記

　　教育開啟智慧之門

　　脫貧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腦袋，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從“寧海之約”發展為“寧海模式”，再到産生“寧海效應”，是觀念上的進步，也正是激活了競爭機制的結果。寧蒗教育由長期在低谷徘徊一躍成為連年穩居全麗江第一方陣，對全市乃至全省的民族教育都産生了衝擊波和催化劑的效果。

　　重視教育、發展教育在寧蒗蔚然成風。16年前，第四輪支教的王加雲、陸瑞華夫婦，結束了在寧蒗3年的支教生活回到了海安。去年，夫婦二人再次來到了寧蒗加入了第十輪支教隊伍。他們驚喜地發現，很多同事都是他們的學生。

　　王加雲15年前教過的學生楊學英就坐在斜對面。楊學英感慨，15年前的她很難相信，那句“長大後我就成了你”會真實地在她身上發生。同樣也是王加雲的學生熊輝，大學畢業後，毅然回鄉走上三尺講臺，接過接力棒，“我選擇回到家鄉，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飛到更高更遠的地方”。

　　自此，寧蒗人深知，只有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擁有光明未來。教育的發展和進步，促進了全縣人口素質的整體提高，激蕩起寧蒗孩子青春的夢想，帶動了貧困縣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寧海效應”從教育領域延伸向更加寬廣的文化領域和經濟領域，“寧海模式”的內涵也有了新的發展。

　　近年來，已陸續有一萬名走出大山的學子畢業後回到家鄉，他們傳承支教精神，承擔起建設、管理寧蒗的重任，在當地經濟、社會各領域大顯身手，成為寧蒗全面脫貧奔小康的中堅力量。

　　走在脫貧路上的寧蒗，搭上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快車，開始奔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大道上。據悉，全縣財政收入從1988年的696萬元到2019年的3.1億元，增長了45倍；每人平均純收入從1988年的197元到2019年的19360元，增長了98倍。

　　黨的十八大以來，寧蒗寧海民族中學和海安班共培養了大中專畢業生7454人，近三年裏有5名學生考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今年，海安班全班45人參加高考，僅1人差一本線兩分，其他全部達到一本線。

　　群山阻隔，阻擋不了寧蒗發展奮進的步伐；大江橫斷，阻斷不了寧蒗各族人民渴求幸福的希望。教育打開了這個民族上千年來的閉塞之門，開啟了他們的智慧，更助推了各民族的進步與發展。

　　《光明日報》（ 2020年09月06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