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昌雲 製圖：陳子蘊

　　1986年9月1日，農加貴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講臺。因為他的到來，雲南省廣南縣蓮城鎮落松地村村民讓孩子們讀書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在農加貴“逆行”之前，落松地村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這裡是當時遠近聞名的麻風村，是讓當地人都望而卻步的“禁區”。

　　農加貴不僅來了，並且一直沒走。這位鄉村教師已經在落松地小學整整工作了34年，照亮了110位孩子走出大山的路。

　　在今年雲南省發佈的“雲南省2020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推薦人選公示名單”上，農加貴赫然在列。

　　一生中最難忘的晚餐

　　碗筷是剛買回來的，滿滿一桌飯菜散發著香味，尤其那碗剛從鑄鐵鍋裏鏟出來的臘肉，熱氣騰騰，油光透亮。

　　在1992年的廣南縣農村，置辦這桌豐盛的菜肴很是破費，是招待貴客的標準。

　　村長面容和藹，他手上拿著筷子，笑瞇瞇地看著客人，但就是不動筷，他要等農加貴先動筷，客人動過的菜碟，村長一家就不會再動了。

　　儘管如此，農加貴心裏還是忐忑極了，低著腦袋一個勁兒喝酒。

　　“我不敢吃菜，怕被傳染，覺得酒裏含酒精，可以消毒，更想喝醉了，就不用吃菜了。”時隔28年，農加貴説起那年夏天的這頓晚餐依舊記憶簇新。

　　究其實，這頓晚餐他無法拒絕。

　　就在當天下午，他從廣南縣城第五中學招生辦抄回了學生小升初的考試成績，最高的206分，最低的135分。這是農加貴教的第一批畢業生，10個孩子全部超過115分的錄取線順利升入初中。

　　村長高興得近乎發狂，整整35年了，這是建村以來第一次有孩子讀書畢業並且取得好成績。於是便有了這頓農加貴一生中最難忘的晚餐。

　　也是這頓晚餐，拆除了一直橫亙在村民和農加貴之間的心籬，村民獲得了外界對他們的尊重和信任，農加貴也贏得了村民的好感。

　　1992年5月，因為學生們報考中學時需要填寫家庭住址，農加貴想，總不能寫“麻風村”吧，得給村子起個名字。

　　“村裏種花生，當地把花生叫落松，乾脆村名就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農加貴向村長建議。

　　村長同意了，村子終於有了正式的名字，而在此之前，落松地村一直被叫作“那邊那個村”。

　　去“那邊那個村”教書

　　“我不去！”

　　1986年8月的一天，聽到叔叔農春盛説的教書地點在“那邊那個村”，當時19歲的農加貴斬釘截鐵地拒絕。

　　在當地，只要説“那邊那個村”，誰都知道是哪個村。農加貴印象中，當時誰家小孩不聽話老哭，大人就説：“再哭就送你到‘那邊那個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邊那個村”，是1957年設立的集中收容麻風病人的新建村，當時有56戶、180多人，其中，麻風病患者有80余人。

　　村民的孩子逐漸增多，慢慢長大，到了該入學的年齡，但外村學校不收，本村辦學又沒人敢來當老師，村民十分著急。

　　農加貴回憶説，“村裏之前請了一位老師，結果臨來那天變卦了，皮膚病防治站的醫生就托叔叔幫忙找老師，叔叔就想到了剛從高二輟學回家的我。”

　　農加貴的叔叔農春盛在距離落松地村幾公里外的下壩村小學教書，和皮膚病防治站裏的醫生農炳康是朋友。

　　“別怕，上課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還怕，就用酒精兌點水喝到肚裏。”為了説服農加貴，農炳康反反覆復給他做工作，“學校不在麻風村，在皮膚病防治站，距麻風村有3公里多，你和我們3個醫生一起居住生活，麻風村的孩子沒有病。”

　　最終，農加貴接下了這個當時每月只有19元工資的“高危”活兒。當時，280多位村民裏，症狀明顯的病人還有幾十人。

　　村民們的“好”消散了恐懼

　　1986年9月1日，開學日。第一批學生來了12人，大的12歲，小的五六歲。這些學生的家長中不少人患有麻風病。

　　第一次上課前，農加貴用酒精擦了手，還喝了點兌水的酒精，給自己壯膽。

　　孩子們來了。

　　隨著嘰嘰喳喳的説笑聲和腳步聲越來越近，他的心跳在加速。

　　不一會兒，孩子們進來了，農加貴一看，“他們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樣健康正常，很可愛，我的恐懼感減弱了一些，但還是怕。”

　　恐懼心理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散去，原因之一就是村民們對他的那種“好”。

　　除了19元民辦教師補貼外，村民自發集資，每月給農加貴35元額外補助，一直到1998年8月，農加貴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為止。

　　每次收到這筆補貼，農加貴心裏都很熱，“頭一年，每次錢都是用紗布包著，而且都用高壓鍋高溫蒸過，直到第2年我主動提出不要再蒸了。”

　　此外，村民給他劃了半畝稻田種水稻、1.5畝山地種玉米，還餵養雞鴨給他改善生活，田地全由村民幫助栽種收割。

　　孩子們心中的完美老師

　　從青春小夥到霜染兩鬢，農加貴已經在落松地小學工作了34年。他最憂心的是，再過幾年，自己一旦退休，學校就辦不下去了。

　　他的擔憂其來有自。

　　村長告訴農加貴，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去請教師，但多年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沒有人願意來這所學校任教。

　　“我到中心校開會，從來不敢説我是落松地來的。”農加貴説，“有的老師知道我的情況，開會不和我坐一條凳子，吃飯更要遠離我，甚至不和我説話。”這種時候，他更能體會村民心中的苦和痛。

　　在專業人士看來，也許農加貴的教學水準並不高，但他盡力了。

　　廣南縣教育局一位領導説，“他一個人每天同時教3個班，還有學前班，用的是‘複式教學法’，動靜搭配，10分鐘在這個班上課，10分鐘又要到另外一個班上課，他必須隨時保持運動的狀態。”

　　農加貴一個人要教3個年級的3個班，就算只上語文、數學、思想品德和科學這幾門課，他一週就要上70多節課，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過培養班幹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學生自治”。

　　“體育我還勉強能教。”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笑，“音樂我就沒辦法了。”

　　不過，在學生心中，農加貴很完美。

　　“下雨的時候，學校前面的小河漲水過不去，他就把我們一個一個背過去。”農加貴的學生小璉回憶道。

　　走進農加貴距學校約8公里、位於那秧村的家，貧窮倒也談不上，但絕對不富裕，可農加貴卻把在2018年被評為雲南省優秀教師後獎勵的10萬元全部捐給了縣教育發展協會，用於獎勵長期在邊遠山村教書的困難老師和成績突出卻因家庭困難讀不起書的優秀學生。

　　問及此事，農加貴憨厚地笑笑，“我接受過別人的資助，也要資助別人。”（本報記者 陳昌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