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國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堅守一線，在65萬個城鄉社區從事著疫情監測、出入管理、宣傳教育、環境整治、困難幫扶等工作。對於上海這樣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會治理工作如何從疫情防控中積累經驗、整合資源，從而推動社區工作的全面進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數據能否成為治理能力？未來如何做社會動員？鄰里守望可持續嗎？……自6月1日起，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欄目攜手人民網上海頻道、上海大調研、上觀思想匯等媒體推出系列節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大討論，“面對突發事件”，五里橋、花木、虹橋、天平街道和吳涇鎮率先交出答卷，為未來社區治理提供新方法。

　　五里橋街道，是上海市中心典型的高密度居住型社區。既有“弄堂迷宮”也有高端住宅。四通八達的弄堂裏，誰來了？誰走了？很難知道，因為流動性太大。而高端住宅區，進入需要三道電子門卡、人車分流、電梯分類，社區工作者很難進入。

　　進不去的門進去了，以後還進的去嗎？

　　疫情來了，如何與居民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有效推進社區防疫工作的展開？

　　討論現場，五里橋街道鐵一居民區書記徐瑋捷説：“我負責的小區是臨濱江的高檔社區，小區有特別嚴的門禁系統，進小區首先門外要刷卡、進樓道要刷卡、進樓層要刷卡，經過‘三重卡’之後才能和居民聯繫上。”

　　而通過此次疫情，徐瑋捷説，“我與該小區的60戶人家建立了聯繫，“這裡境外返滬居民不少，我們將他們平安接回家，在隔離期內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提供酒精等防護用品，同時緩解其焦慮情緒和心理壓力”。

　　這樣不僅打開了“房門”，更打開了居委會與居民之間的“心門”，有接受過幫助的居民向居委會捐贈了三大盒消毒濕巾，他説，“不知道以後的路多長，希望你們平平安安，和我們一起共渡難關”。

　　社區裏熟悉的陌生人，除了居民，還有這裡的商戶和企業主。疫情期間，種種聯絡，將他們係在了一起。水果攤老闆馮永，曾是一名從不和社區打交道的個體戶，但此次疫情中，生意遭受嚴重打擊的他卻主動聯繫街道，捐款1萬元用於防疫。

　　談及這個愛心舉動， 馮永總是沉默不語，城管執法人員倪俊靖告訴大家，馮永的商鋪曾遭受火災，當時，他兒子所在的黃浦區教育學院附屬中山學校為他捐款7000余元，這讓馮永非常感動。因此，這次疫情到來的時候，馮永毫不猶豫將曾經得到過的惠助回饋給了社區。

　　名盛苑業委會主任趙俊還説：“小區裏有一棟樓，最多同時有5戶人家在隔離。他們的取快遞、倒垃圾基本都是對門或者樓上樓下的鄰居們做的。甚至有以前對整個小區非常不滿的業主，這次也加入到為居民隔離家庭服務的志願行動中來。”

　　“等疫情過了，鄰里之間還會拿快遞嗎？” “疫情期間是有求於社區，疫情過後呢，會不會又變回原樣？”五里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阮俊説：“關鍵就是我們要有共同目標。疫情期間，‘把疫情控制住，保衛自己的家園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安全’就是我們的共同目標。不管我們政府、社區還是我們的居民，都有這樣的共同目標，所以我們走到了一起。哪怕他有意見，在本著共同目標去的過程中也暫時擱置了。”

　　社區“溫度”如何延續，共同目標是什麼？

　　疫情過後，社區與居民之間的共同目標又是什麼？脫離了“防疫”這個大前提，此前建立起來的社會連結還能維繫嗎？群防群控機制又該如何轉化為常態化的社會動員和公眾參與機制？

　　阮俊提出：“我們的共同目標其實是一樣的，在社區來講，就是安全、健康、有序、整潔、和諧，這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社區共同目標的背後，其實是大家對基層政府共同的需求。回顧疫情防控最吃勁的階段。小區裏原來敲不開的門敲開了，説明居民群眾對安全感的需求與社區當時提供的公共服務、進行的社區管理是高度契合的。”

　　五里橋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王小尚説：“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必須充分掌握居民群眾的真實需求，通過我們溝通、對話的渠道，了解他們各個層次的需求，分析、甄別，在我們基層政府充分理解轄區居民的需求之後，再來根據需求提供社區公共服務和産品，這樣我覺得我們就能走到一起去。”

　　“伴隨城市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社會結構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時候基層政府只能儘量去滿足需求的最大公約數，找到最重要、最緊迫的那一項。”上海大學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教授黃曉春指出，回應需求是特別複雜的問題，這是上海基層政府邁向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時面臨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戰。而正因如此，居民自治更凸顯其重要價值。

　　“今後的需求是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而且有的需求相互矛盾。其實五里橋街道本身就有很好的辦法——‘三會’制度，我們讓居民自己討論。基層街道和居委會就是搭平臺、建機制，然後做服務。” 阮俊説道。不過，搭平臺並不容易。桑城居委會主任張旻靜坦言，居民協商時也會出現“吵成一鍋粥”的情況，“其實這是很正常的”。她指出，居委會搭平臺之前，必須事先走訪居民、了解民意，把居民自治議題進行集中和梳理，然後在適當的時機為居民議事搭建平臺。

　　如何搭建公共空間，找回社區這個“家”？

　　而通過此次疫情應運而生的社區治理新方法，又有哪些是可複製可推廣的呢？黃曉春教授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間，居民們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區，原本是一個私人性的問題，但由於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相互作用，所以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

　　“在我們今天的討論中，許許多多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面講到了公共空間的形成，比如一些陌生人，甚至可能這輩子不會有交集的人突然建立起聯繫和依賴。”黃曉春認為，未來在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化大都市中，讓所有人親如一家人一樣很難，但由於公共空間的出現，很多陌生的關係開始發生了連接，於是，一些重新的社會關係就建立起來了，相互的依賴建立起來了。

　　“志願組織和社區組織等自發社群的出現，更進一步穩固了公共空間——而這正是疫情過去後，我們能夠延續下來的一般性的機制。” 黃曉春説：“今年年初，澎湃研究所做了一項抽樣調查，參加過志願活動的人對於社區更有認同感，你越參與小區的自我組織，越對各級抗疫部門有信心。”

　　黃曉春還認為，這次戰疫，資訊化成為重要的溝通渠道，比如很多人提到的“群”，各種資訊以最快的速度在網上進行交流，這樣解決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資訊不對稱。

　　“在五里橋，在其他街道，在特大城市的不同地區，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方法來重建公共性。我們可以依託三會制度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臺，讓各種人群有表達自己的渠道，讓不同的利益碰撞，不同的聲音交織……最後完成基於現代公民的社區認同和公共性基礎上的文化重建。”

　　“我相信已經播下了愛的種子，就不會迷失愛的方向。我們把心理意義上的‘家’重新找回來了。” 黃曉春説：“我想，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正是上海這座特大城市未來重要的競爭基礎，因為這裡有來自基層的社會治理的支撐體系，並且居民是安全、被認同、被尊重的，這樣才能更好地推動城市治理。”（圖片均由上海新聞廣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