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公益慈善事業的重要主體，基金會在近十年來取得了快速的發展。2009年，我國的基金會還只有1500多家，到了2019年，截至第3季度，基金會數量已經達到7469個。

然而，數量的增長並不意味著品質的增長。“社會組織（含基金會的數量）的確與經濟發展水準正相關，但它們的能力卻未必也與經濟發展水準間存在著這樣一種正相關關係。”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陶傳進表示。

得益於改革開放四十年帶來的紅利，我國的基金會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進入新的四十年，我國的基金會能否實現從有到強的跨越？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國內矛盾衝突不斷，經濟下行壓力變大，在這一背景下，基金會需要如何自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作為社會公益事業的主體，我國的社會組織已經超過85萬家。作為85萬中的一小部分，7000多家基金會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11月22-23日，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19年會以“堅守初心、共謀發展”為主題對此進行了回應，基金會需要在公益生態與社會生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建立基金會的N個初心

改革開放四十年裏，時代的變遷、政策的演進、財富的增長，讓越來越多的主體進入行業參與發起基金會，也讓基金會的面目變得更加斑斕。

“扶貧基金會的初心就是扶貧，就是要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生産，增加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我們是後來者，初心是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給我們定的。” 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副理事長王行最表示。我國最初的官辦基金會大多和中國扶貧基金會一樣，是出於一種樸素的願望，希望可以通過基金會籌資做社會事業。

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化，一部分通過教育改變的命運的人，出於感恩與回饋的想法，開始了個人的幫扶，“扶貧濟困、幫助弱者，是很典型的個人慈善。做了幾年以後有了條件，自己也有新的認知，就成立了基金會。” 湖南弘慧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張帆表示。

一部分掌握了專業能力的人在工作之外，希望通過自己的專業所長為社會做一點貢獻，進入了公益行業。北京愛的分貝基金會理事長王娟和主持人朋友們一起投入了聽障兒童幫扶工作，“和我們職業非常相關的群體就是聽障群體。”隨著工作的深入，最終成立了基金會。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企業在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時，出於社會責任、品牌建設等多種原因，也紛紛發起設立企業基金會；企業家在積累了大量財富的同時，出於回饋社會、財富傳承、推動社會進步等想法，出資成立了個人、家族基金會。

“南都基金會的創始人認為一個社會如果要健康的運轉必須有三大部門能夠協調在一起工作。中國的第三部分是非常弱小的，因此希望推動中國的民間公益能夠發展壯大。” 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表示。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出於回報祖國、造福鄉里、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想法成立基金會的。基金會的初心可謂是五花八門。

在發展中調整

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成立了基金會，隨著基金會所面臨的的環境、問題的變化，基金會在具體工作中都需要面對變與不變的抉擇。

以以“盡我所能，人人公益”為願景的壹基金在發展過程中就經歷了三個階段。

  據壹基金秘書長李弘介紹，2007年至2010年，為了促進更多人參與公益，壹基金主要是辦論壇、實施典範工程，尋求一切可能促進讓更多公眾參與捐贈的途徑。“希望讓公益這件事更輕鬆、簡單地遞送到公眾的面前，公眾可以很低成本，低門檻的參與。”

2011年至2015年，壹基金開始靠品牌吸引公眾參與，落地到要有自己的項目，要通過項目來贏得捐贈人的信任。“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其實是如何既做好品牌又做好項目。”李弘表示，“對於公募基金會來講，想做一個週期很長的、帶來系統性、持續性變化的項目很難。你的捐贈人、你的背後的資金方可能都等不及你三年五年這個週期，他們都希望當年就有一個結果，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2016年至今，壹基金開始將自己定位為專業透明的公益平臺，希望推動基於信任的捐贈。“這個對公募基金很難，但是還是要向信任和信仰推進，這樣才會讓項目有更長週期的規劃。對出口來講則是如何更好地帶動支援縣域組織，讓沒有公益組織的地方有更多的公益組織生根發芽。”

在這一過程中，壹基金的初心沒有變，但是實現初心的戰略與措施在不斷調整。從搭建渠道到實施項目再到資助、支援行業生態建設，資金的使用方式與重點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成為資助型基金會？

實際上，大多數基金會在發展過程中都面臨著這樣的抉擇——為了實現初心，募集的資金是自己執行項目還是資助其他的公益組織執行。

中國的基金會大多選擇了自己去執行項目。“美國的基金會有10萬多家，自己有錢自己花的運作型基金會只佔4.3%。美國的基金會是撒錢的機構，而中國的基金會是吸金的機構，其中公募基金會、慈善會吸納了大部分捐款，主要是自己用。中國7000多家基金會，資助型基金會不到1%。”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表示。

是什麼讓大多數基金會都選擇了自己執行而不是資助呢？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認為原因主要是，“我們的基金會就沒有基金，歐美意義上的標準化的、佔主流的基金會，主要做兩件事，一個是保值、增值，第二個就是資助。這個價值觀，到我們這裡就沒有沉下來。”

那麼這種做法是否正確呢？“剛入場的時候作為公益體驗是可以，長期是不可取的。”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副秘書長孫春苗表示。

孫春苗認為：“自己花出去放心，我要跟我的受益對象見面，從積極角度講，我想有深度的公益體驗，接觸弱勢群體。但如果一直是這樣的狀態，是存憂的，因為強調的不是信任。信任的話，會相信有人做得比自己更專業，在具體的問題上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為什麼那麼多踏踏實實正兒八經在村裏幹活，在田間地頭幹活的人拿不到錢呢？” 籌款行業培育平臺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也發出了這樣的叩問。

如果基金會全都是自己籌款自己執行項目，那麼和以提供社會服務為主要工作的社會服務機構有什麼區別呢？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呢？

“如果作為基金會都不拿出資源來做行業的支援，那很難想像資源會從哪來。”李弘強調。

重新定位再出發

如何才能改變這一狀況呢？基金會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社會生態、公益生態中的位置。

李弘認為，基金會需要認真考慮對社會發展的價值。“我自己有錢，直接做助學，和我現在把這個錢註冊一個基金會繼續助學，這個東西沒有變化，雖然叫基金會，但是沒有發生變化。如果開始評估錢的有效性，你是直接幫助100個孩子，還是幫助更多老師，還是幫助政策的變化，還是推動當地縣域組織做這件事，不同的角度，價值是不一樣的。”

“基金會的價值，一個是資源整合，一個是社會變革。”孫春苗表示，基金會是重要的社會調節器，它能夠整合慈善家、社會改革家、職業經理人，還有各類的專業人士以及志願者；很多基金會在剛入場的時候，可能是做具體的扶危濟困，作為一個行業剛起步，可能表現出這樣的現象，長期看，基金會需要發揮價值引領的作用，促進社會真正發生變革，讓社會能夠做到集體的進化。

竇瑞剛則認為，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基金會可能是第三次分配的一個重要載體。“基金會沒有辦法和其他社會組織一起形成共同的生態，找到第三部門在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其實我們就沒有價值。”此外，人與人之間的連接、信任的重建以及知識系統的重建，也是基金會在當下社會中的價值。

“基金會是提倡治本，而不是治標的，比如説“向貧困的根源開刀”。基金會要有前沿性和社會性。我們要關注社會的發展，推動從無到有，從基金會發起，再到政府接過去，變成一項政策。基金會有靈活性和主動性，因為我們可以不斷嘗試，能夠緩解社會矛盾，起到社會穩定的效果，取得發展和平等兩者之間的平衡。”張媛表示。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基金會承擔著支援社會組織發展和草根發展的作用，未來這個作用肯定是必須加強。” 廣東省千禾社區公益基金會秘書長王書文強調。

如何才能加強這一作用？“一定要體驗之後，才知道什麼是資助型、什麼是操作型，有怎麼的利弊。經過自己操作，可能更會理解資助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我們要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陪伴基金會走這個階段。”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秘書長張媛表示。（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