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脫貧攻堅的決勝階段，各地精準扶貧熱情高漲。但一些基層幹部向半月談記者反映，不少地方在扶貧過程中過度留痕，信奉“搞工作不如搞材料，留足跡不如留痕跡”，材料痕跡歷歷在目，扶貧工作鬆鬆垮垮。

他們呼籲，扶貧工作關鍵看實效，要向處處留虛痕病症開刀，堅決消除扶貧中的形式主義，以避免産生新的裂痕。

扶貧留痕知多少，教師也要走過場

中部某地的幹部，前不久一直忙著和貧困戶合影。這樣做，無非是在群眾的精準扶貧檔案袋中，留下照片。

“有時，上級檢查的來了，問起對口幫扶幹部的情況，群眾説不清，上級檢查部門就認為是幹部工作沒做到位。幹部有口説不清，索性拍了照片，洗出來一張，放在群眾的檔案裏。”該幹部説。

除了合影拍照，填表也是扶貧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環。西南一駐村扶貧工作隊隊長説，在2016年，扶貧表格一週換過9次，如今需要填的表格依然很多。還有很多貧困戶的表格不能塗改，否則就要重新填寫。“我現在還在籌集資金用於列印。”

“扶貧工作本月小結、扶貧工作月總結、易地扶貧搬遷拆舊復墾進度統計表、精準脫貧計劃、精準脫貧總結……從2018年3月到12月，我們填的表格超過300種。”西南某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駐村第一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除了群眾的表格外，每個月駐村隊員需要填寫的表格就接近10種，包括民情日記、每天簽字表、報備表等。

還有不少扶貧隊員告訴記者，安排他們扶貧本身就很形式主義，他們也只能以形式主義來應對，“下去就是為了打卡，完成扶貧任務而已”。

中部一名被安排了扶貧任務的教師告訴半月談記者，學校讓他們將扶貧放在第一位，哪怕學生停課也要扶貧，而他們因為專業不對口，下鄉了解的情況又很表面，所以只能走過場敷衍了事，開車去村裏填個表、拍個照就回家。“扶貧真不是教師的強項，下鄉支教還比較靠譜。”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為了讓扶貧隊員駐村，有些地方還要求下載APP、實行打卡機制。一次，有一名扶貧幹部忘記打卡，馬上就收到提醒的短信，正在走訪群眾的他只能立刻停下來，先完成打卡。

一名參與貧困戶檔案資料整理工作的幹部認為，為了留痕而留痕，讓扶貧幹部將原本就十分緊張的工作時間，不得不用在補材料上。“這就是以形式主義來反對形式主義。”

為個人完成任務考慮得多，感覺不光彩

一些基層幹部説，駐村打卡，增加了下面和上面的對抗；同時，一些本來可以跑資金項目、落實技術方案的人員也被拴死了。當然，一些人也想出“新招”應對，比如用兩部手機，一個放在村裏，一個帶在身上。

“處處留痕，還暴露了上級對下級的不信任。”一些扶貧幹部説，無論是打卡還是填報一些表格，只是部分領導推卸責任、應付檢查甚至是邀功請賞的方式。“他們好給上級領導彙報，説扶貧幹部都在駐村，精準扶貧工作開展得如何如何……”

扶貧過度留痕，不但讓扶貧幹部深受其擾，也讓貧困戶不厭其煩。

不少扶貧幹部對半月談記者説，每次去都是拍照、按手印、看身份證，群眾會有抵觸情緒，看到扶貧人員就“不給好臉色看”，甚至想辦法捉弄扶貧人員。“你去家訪時，他故意不在家，讓你白跑一趟。”

“扶貧本來是件好事，現在卻成了幹部和群眾心中的一道裂痕。”一名負責扶貧的幹部説，“扶貧本來很光榮，但由於給群眾解決的實際問題少，為個人完成任務考慮得多，自己心裏也慚愧，反而感覺不光彩。”

“痕跡化管理違背初衷、費時費力，基層幹部不勝其煩，卻無奈地將之視為自證清白、自證努力，實現政績可視化的方式。這些做法不但消耗了行政資源，拖累了行政效率，更影響了黨和政府形象。”九三學社湖北省委副主委徐禮華説。

一名鄉鎮扶貧幹部告訴徐禮華，最忙時曾一天上報8套表格，平均每天上報2到3份匯總材料。貧困戶檔案涉及各類登記表、調查表、明細表、記錄表等20余種材料，一戶檔案多達50余頁；且填報口徑頻繁調整，重整檔案耗時費力。

突出結果考核，加強民意調查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程德安認為，扶貧工作應當因才施用，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要讓一批真正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下鄉扶貧。

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考核方式。徐禮華建議，實行歸口管理，避免多頭重復考核；審慎搞“一票否決”，控制否決事項數量；檢查工作以暗訪為主、明察為輔，提倡不打招呼、不事先通知，切實改進工作機制；突出結果考核，輔之以過程考核，由考核痕跡變為考察幹部“足跡”、“實績”，打通“最後一公里”。

另外，要優化評價機制，加強民意調查。一些基層幹部建議，適當引入第三方評價制度，通過服務對象、相關專家、所在地區群眾評價的數據分析和事實記錄，逐步在工作檢查、績效考評、班子考核中增大民意調查權重；善於通過短信、手機App等開展即時評議、大數據評議，搭建“指尖上的民心工程”。（記者：韓振梁建強楊靜實習生崔曉強對本文亦有貢獻）（來源：《半月談》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