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慈善到風險慈善，從兒童閱讀到視力矯正，他用專業走得更深，用創新走得更遠。　　

　　只提供物質支援，還遠遠不夠

　　新浪公益：作為華亨集團主席，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主席，您見證和傳承了家族公益事業的發展。您的祖輩父輩都是怎樣投身公益的？

　　陳禹嘉：我的祖父陳兆民一直懷有“商業成功後不要忘記回饋社會”的理念，但是他回饋社會的方式是傳統的，就是給家鄉啟東的慈善事業開支票。我父親陳一心在上世紀80年代退休後，多次回到啟東，那時候的啟東還是一個很貧窮的地方，他的做法一方面和當時很多慈善家相似，就是捐錢建學校、建醫院，但他有一點跟其他慈善家不同，他每年都會身體力行地多次去啟東進行走訪調查，推動當地學校和醫院做出變革。身體力行這四個字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家族基金會的價值觀，就是不僅僅給予金錢上的資助，還要身體力行地去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去解決它。

　　新浪公益：這樣的家族慈善文化，對您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陳禹嘉：家族過去的兩代一直致力於回饋社區，從一開始的建設學校和醫院到現在，我們回饋社區的方式也在不斷發展，這其中，我父親對慈善事業的堅持給我的影響很大。他不只是慷慨地付出大量金錢，還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積累在慈善事業中的專業知識，確保慈善工作能達到理想的效果，讓受惠對象切實得益，這是在其同儕中難能可貴的品質，而這一點也與我同行至今。在2017年之前，我與一位非家族成員的理事一起擔任聯席主席，自2017年起，我擔任了家族基金會的主席。基金會現在的工作內容主要聚焦在兒童閱讀領域，我們也通過多年的學習研究在這一領域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對於我們家族來説，共同的慈善目標把家族成員緊密地聯繫起來，這是很幸運的事。未來，我們希望為下一代樹立榜樣，讓他們了解到“所得越多，責任越重”的道理，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慈善活動。

　　失敗不重要，彼此了解和信任更重要

　　新浪公益：基金會對項目和合作夥伴的選擇標準是？

　　陳禹嘉：我們會要求他們先提供計劃書，基金會執行團隊會首先看對方是否符合基金會資助的理念和要求。如果符合，基金會將邀請機構填寫項目申請書，申請書中需要詳細闡述項目的設計、管理方案，以及資助結束後如何延續項目影響的計劃等，概括來説，就是項目的有效性（Program Effectiveness）， 資源管理 （Recourse Management）， 以及機構的領導和治理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基金會執行團隊不僅要在項目層面與機構進行交流，同時也需要了解機構內部的管理運作。如果有機會，在項目審批前，執行團隊還會去機構項目點，考察機構運作項目的情況。另外，我們也會要求機構填寫之前的資助方聯繫方式，以便我們能夠了解其他資助方對機構的看法和評價。

　　新浪公益：通過考核之後呢？ 後續對合作機構的跟進評估是什麼？

　　陳禹嘉：如果最後都通過，我們會決定提供資助，但是第一筆撥款通常不會太大，目的是要觀察我們雙方的互動是否透明，用款的目的是否跟之前宣稱的一致。如果項目執行順利，我們會更有信心，但有時候項目執行也會失敗，只要很透明地與我們溝通，説明失敗的原因，只要機構的用款目的沒有問題，我們是能夠接受和理解的，這不會影響雙方的後續合作。但如果後續用款的目的存在問題，資金被挪作它用，也沒有暢通透明地溝通，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我認為項目的成功不分你我，因為既然決定了合作，成功和失敗都是需要共同分享和承擔的，而這一切的基礎，就是雙方的溝通和信任。

　　新浪公益：理事會成員是如何參與項目評估的？

　　陳禹嘉：理事會共有7名成員，包括3名任命的家族成員及4名獨立成員。非家族成員在公益慈善或教育領域都有豐富的經驗，這樣能為基金會的發展提供專業的、不同的思考視角。在項目審核過程中，每個項目申請書至少需要3名理事審閱，他們的意見將反饋給執行團隊。所有的家族成員理事與非家族成員理事都需要共同遵循基金會治理指導手冊的規定。基金會的決策遵循集體決議原則，每名理事都只有一票投票權，且投票獨立。當申請的資助項目與理事會成員有聯繫，該名理事可以參與項目審批討論，但不能參與投票。

　　風險慈善：做第一個喝石頭湯的人

　　新浪公益：2012年，基金會與合肥8所學校共同發起成立“石頭湯悅讀（Stone soup）校園聯盟”，共同倡議建立“圖書館中的學校”。為什麼要叫石頭湯？

　　陳禹嘉：石頭湯的名字來源於一個故事。曾經有三個和尚去村裏化緣，最開始他們總被村民拒絕，後來他們想出一個方法，煮了一鍋水，水裏放了石頭。村民們很好奇地來看，這三個和尚就邀請大家喝石頭湯，還鼓勵大家把自己的食物拿來一起煮，大家一起分享石頭湯。我們閱讀項目的校長覺得這個故事很好，與我們想要培養的閱讀文化很匹配，就取了這個名字。

　　截至2018年2月，石頭湯悅讀聯盟已經有26所學校，覆蓋近5萬名學生、3000名教師，還有900名家長參與圖書館志願者工作。26所小學裏面，每一個小學生每天都會花15到30分鐘的時間在教室裏閱讀他們自由選擇的書，這是屬於他們自己的閱讀時間；每週還有一節閱讀課，全班共同討論所閱讀的書籍；另外每週會有兩次，全班同學一起到圖書館拓寬閱讀領域，這就是石頭湯悅讀聯盟想要推廣的兒童閱讀文化。

　　新浪公益：家族基金會為什麼會選擇教育作為重點支援領域？

　　陳禹嘉：其實這個過程挺有意思的。就全球來看，教育可能都是相對其他議題最被關注的領域，在中國應該也是如此。我們在開始建立基金會時其實還沒有掌握足夠的資訊，或者説我們沒有足夠的認知去選定某個特定的支援議題，所以最開始還是把重點放在故鄉啟東進行資助，也嘗試做了些教育相關的項目。有一次我們去訪問啟東的一所學校，我突然提出想去看學校圖書館，校方就把我帶到建築頂層的一個鎖著的教室裏，打開一看就知道這個所謂的圖書室完全是擺設，有一半書架都是空的，僅有的書也跟兒童閱讀沒有關係，只是面向老師的一些培訓手冊。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我就聯繫了啟東教師退休協會，聯合老師、父母和孩子們共同根據學生閱讀興趣採購書籍，開啟了圖書館項目。當時我們發現效果確實非常好，我看到孩子們迫不及待地等在圖書館的外面，他們甚至還列出了自己想要閱讀的書籍清單，讓我們明白了這是很好的項目機會。

　　新浪公益： 孩子們有了閱讀的興趣，也會反向激勵學校建設更好的圖書館。

　　陳禹嘉：很有意思的是，在當地，每一年教育局都會對學校做審計，其中有一個衡量標準，就是要求每個孩子在學校圖書館都能有至少十本書。以往他們只是要求學校在圖書數量上滿足標準，但現在他們做審計時發現這些書都是孩子們感興趣的，也推動他們改變了審計要求，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轉變，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認識到之前的狀態通過我們家族基金會的努力是可以改善的，從那開始，我們就把重點放在兒童閱讀領域，到現在也有十五六年的時間了。

拿到自己喜歡讀的書，孩子們手不釋卷，有的孩子甚至列出了自己未來的閱讀清單

　　新浪公益：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除了學校老師的引導，家長的引導和影響也非常重要。

　　陳禹嘉：從一開始到現在，我們的做法就是不僅僅讓學生、老師參與進來，還鼓勵父母參與其中，讓他們了解到親子閱讀在小孩的閱讀習慣養成中有多重要。項目進行到現在，我們基金會還在做相關研究總結，研究石頭湯悅讀聯盟的模式對教學大綱的修改、對孩子的學習和成長到底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看到顯示的結果是非常好的，家長和老師都發現這樣的閱讀氛圍和文化形成之後，老師的教學效果會更好，孩子學習起來也會更輕鬆快樂，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孩子們還學會了如何能夠更好地表達和管理自己的情緒，這對他們的成長來説無疑是非常有助益的。

　　新浪公益：圖書館的硬體建設並不是你們的重點，這和我們常見的閱讀類公益項目很不同。

　　陳禹嘉：我們的重點不在於購買書籍，我們更重視的是分享知識、理念和經驗。石頭湯悅讀校園聯盟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基金會在兒童閱讀和學校圖書館領域邀請了國內外優秀的專家擔任顧問，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它鞏固了基金會在閱讀和圖書館建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定位，讓我們積累了很多可與同儕分享的信念和經驗。比如合肥市有一所望湖小學，是石頭湯悅讀校園聯盟的成員之一，就曾得到過由中國圖書館學會和中國文化部授予的2015年最美校園書屋獎和中國圖書館學會頒發的2015年全國最美基層圖書館獎。其實他們學校無論是圖書館建設還是書籍購買，都不是我們資助的，但是通過我們的幫助，讓他們學校習得了建一個好的圖書館的核心要素，他們確實也據此建成了一個很棒的圖書館。

陳禹嘉認為，石頭湯悅讀聯盟的核心不在於硬體建設，而在於模式的打造和經驗的分享

　　新浪公益：很多教育公益項目的本地化執行都是非常難的，石頭湯悅讀校園聯盟目前有26所當地小學參與，具體是如何達成合作的？

　　陳禹嘉：項目開始前有一個契機，當時我們在香港舉行了一個關於圖書館和兒童早期讀寫教育的大會，合肥屯溪路小學的陳雪梅校長來參加，會後她找到我説對我們探討的議題非常感興趣，覺得我們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她也願意加入進來，在當地學校開展這樣的嘗試。後來我們就資助了這所學校，在陳校長的支援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效果非常好。我們很注重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構建，因為我們不屬於本地的系統，作為外來的力量，我們在當地的項目實施效果如何，離不開當地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是他們將我們項目的概念和思維模式真正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前面説到的每天讓孩子們保證15到30分鐘的閱讀，必須要有這個信念才能做到，因為國家的教學大綱是非常嚴格的，這個不是我們能做到的改變，只有本地的校長和老師們才能做到。

　　新浪公益：要改變一個地方的教育體制是很困難的事情，很少有人願意第一個承擔風險。

　　陳禹嘉：這個嘗試確實是存在風險的，一開始，當地的學校和機構沒有嘗試風險的預算，所以我們做的就是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建立一個項目範本。以我們的教師圖書館管理培訓為例，我們外請了培訓師團隊，第一次培訓是由我們付費的，但當他們看到了第一次效果之後，第二次培訓我們只支付了很少一部分費用，90%的費用都來自當地教育局的預算，可以看出前期風險投資的效果。現在我們在合肥有兩個員工專門跟學校進行日常的聯繫，了解他們有哪些創新的想法，如果有哪些好方案缺少啟動資金和其他資源支援的，我們都願意提供幫助，而一旦這個嘗試取得了成功，當地教育局在有預算的情況下，也願意去據此做出相應的改變。總的來説，我們做的就是前期幫助他們承擔風險，給他們提供風險投資的支援。

　　新浪公益：風險投資？

　　陳禹嘉：沒錯，我們看全球的實踐，要解決一個社會議題，往往萬事開頭難，很多人一開始缺少創新或者承擔風險的資金和資源，如果是企業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會，他們的思維模式更多是要避免風險，而不是承擔風險，而家族基金會則不一樣，資金不是政府的也不是公司的，所以我們更願意冒險，更能試錯，也能夠承擔起風險。如果項目後期成功了，我們也願意去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實現這個事業的規模化。這也是為什麼我要鼓勵高凈值財富的人通過公益更好地利用他們的資源的原因。當然，做這件事情，首先你要感興趣，願意花時間，另外需要對這個領域有深度的專業知識。

　　讓更多人看見

　　新浪公益： 除了在基金會支援兒童閱讀項目，您還是可變度數鏡片技術公司Adlens的聯合創辦人，創新項目Vision For A Nation的發起者，全球運動“看見” （Clearly）的發起者，《看見——讓已有七百年曆史的發明從今改變世界》一書的作者。您為什麼會特別關注到視力領域？

　　陳禹嘉：戴上眼鏡後，人們才會知道自己到底都錯過了什麼。在推動兒童閱讀項目時，我們已經發現視力問題對孩子們的影響。據統計，當今全球大約有25億人口有視力低下的問題，但是很多人沒有辦法獲得一副矯正視力的眼鏡。眼鏡700年前就被發明創造出來，現在全世界竟然還有這麼多人沒有辦法使用，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隨著創新技術的發展，我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真正有可能讓全球所有視力不良的人都享受到視力矯正的産品和服務，過去13年間，我們也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們發起了一個全球型的項目叫做“看見”，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建立起大家對視力問題的重視，讓全球範圍的政府和決策者換一個維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新浪公益：換一個怎樣的維度？

　　陳禹嘉：在傳統思維模式中，大家會把視力問題簡單地看作健康問題，這樣它在健康問題領域就會面臨一個重要性的優先排序，排到最優先位置的當然都是最緊迫的、對人類有死亡威脅的疾病和營養不良問題，而視力問題就被想當然地排在後面。但當我們從另外一個維度來看，視力問題對教育、生産力和性別平等來説都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三方面都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息息相關，試想，如果有25億人得不到視力矯正，那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必然不能實現的，視力問題不應該被人類社會忽視，我們希望從這個維度來引起決策者的關注。

　　陳禹嘉在15歲考駕照時才知道自己有視力問題。在全球，視力不良但無法獲得相關視力服務的人口是25億，如何讓視力産品和服務更加普遍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新浪公益：在做公益倡導的同時，有什麼樣具體的解決方案？

　　陳禹嘉：2010年，我們以“讓全世界存在視力問題的人都能及時得到視力檢測和保健服務，並購買能承擔得起的眼鏡”為目標，成立了Vision For A Nation（VFAN），並首先在盧安達建立全國性項目，引進視力評估體系，提供針對護士的短期視力檢測培訓，向國家健康機構提供低於成本價的可變焦眼鏡。要提高視力矯正服務的普遍性，需要明確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診斷，首先要診斷你當前的視力存在什麼問題；第二，矯正産品的流通，因為在某些地區流通成本很高，我們也需要考慮到這個因素；第三，資金，如果需要實現在一個地區普及相關服務，我們需要怎樣的資源支援；第四，需求，首先需要讓人們認識到自己有視力問題，其次要了解到視力矯正對你來説意味著什麼，如果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和認知，不了解視力矯正對你的生活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你是不會重視視力矯正的。

　　新浪公益： 在有些地方，可能除了經濟原因，當地文化和風俗也會讓他們不重視視力問題。

　　陳禹嘉：是的。説到文化因素，比如在印度，如果有一個女孩在醫院裏被診斷出需要戴眼鏡，通常她的家長也不會給她配一副眼鏡，因為在他們的文化裏認為女孩子戴眼鏡不好看，容易嫁不出去。與之相反的是，在日本沒有視力問題的女孩有的也會戴眼鏡，因為她們覺得那樣看上去很時尚。在中國我們也了解到，部分女性在找工作時，哪怕有近視眼或者其他視力問題，她也不會戴眼鏡，因為她認為這會降低應聘成功的幾率，如果其他的競爭者沒有視力問題，她就會處於劣勢。在中國其他地方甚至還有這樣的認知，認為孩子不能很早就佩戴眼鏡，越戴眼鏡視力問題就會越惡化，但我們知道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所以我們也會通過公眾倡導運動來讓大家改變類似這種的傳統認知。

　　新浪公益：除了文化因素的影響，技術的進步又是怎樣推動項目實踐的？

　　陳禹嘉：2004年，我結識了牛津大學原子物理學與鐳射專業的約舒華·席爾瓦（Josh Silver）教授，他發明的可變焦鏡片可以供眼鏡使用者手動調節，我們意識到了這種眼鏡的巨大潛力，就基於社會創新價值共同創立了商業公司Adlens，來推廣這種鏡片。這種鏡片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因為偏遠地區運輸昂貴又複雜，而我們出貨和運輸都只需一副眼鏡。除此之外，我還了解到有一款智慧手機的應用程式，借助這款應用程式，手機上夾一個攝像頭就能夠拍攝視網膜進行視力診斷，這將大大降低診斷的複雜性，提升診斷時效。在Vision For A Nation（VFAN）開始盧安達項目之前，我們被告知因為人手不夠，無法實現全國每個人的視力篩查。但當我看到這個手機APP時，我覺得這將有可能改變世界。有了這個APP，可能只需要1個小時培訓，學校老師、企業員工就可以做視力檢測，這就是技術創新的力量。

　　Vision For A Nation（VFAN）首先在盧安達建立全國性項目。2012年，盧安達國民當中只有25%能夠得到當地的視力服務。如今，當地每一名居民都能享受到他們可以負擔的視力服務。

　　結語：陳禹嘉先生認為，“一個家族真正的遺産是對於慈善的價值觀和在慈善事業中的實踐，這些更能夠定義其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與扮演的角色。”相比于近些年來不斷快速發展的企業基金會，家族基金會對項目風險的包容性和在創新公益領域的積極態度引人注目。比爾·蓋茨曾將這一優勢概括為風險慈善，蓋茨夫婦創建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也在藥物研發、公共衛生、清潔能源等領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而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也在“善三代”陳禹嘉先生的引導下，在兒童教育領域邁出了專業而堅實的步伐，陳先生個人也在視力健康領域不斷探索，找尋能夠撬動世界的創新解決方案。希望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家族基金會和企業家能夠擔負起社會價值投資的重任，推動全球公益事業的創新發展，成為公益創新的先行者和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