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勵小捷在“中國慈善文化論壇（2017）暨第四次西湖論善”上的演講（摘要）

各位專家，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我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兩年前，我離開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崗位，2016年1月擔任了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理事長，開始學做公益，所以在慈善領域我是一個新兵。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接通善道，促進慈善文化的跨界融合與創新”。慈善文化是統領慈善事業的理論體系，文化慈善則是慈善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教育慈善、醫療慈善、扶貧相並列。我們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是一個從事文化慈善的機構，以文物保護為宗旨，以文物保護社會參與、保護成果全民共用為目標。我今天想結合文化慈善的實踐來探討一下慈善文化的建設。

第一，慈善的發展走勢決定了文化慈善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從慈善事業總的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小眾到大眾進而分眾的發展趨勢。慈善在初期是貴族和富人才能參與的事情，所以是小眾，經過幾千年的發展現在進入了大眾慈善，人人可公益，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慈善的參與者會出現選擇的多樣性，衍生出各種專業的慈善門類，呈現出慈善種類多樣化的軌跡。

第二，如果把慈善抽象地看成“捐贈者”和“受助者”兩個方面，概括為“我”與“他”的關係。我的一個看法是，慈善事業的發展就是“他”的不斷擴大和“我”的不斷深化的過程。所謂“他”的不斷擴大，是指最初慈善解決的是饑餓、貧困、疾病等痛苦，進而擴及提高自身能力包括教育、培訓等，後來漸漸又關注到了環境、生態以及野生動物保護乃至宇宙空間，都進入了人類道德評判的領域，同時也進入了公益慈善的視野。所謂“我”的不斷深化是指，慈善最初的心理動機有兩個：一個是同情心，一個是正義感。同情心就是看不得別人痛苦，而正義感則是因為痛苦的那個人又無力解決自己的痛苦，我覺得這是慈善最初的心理動機。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體系的完善，在道德評價、宗教約束和哲學思考三大精神文化因素的推動下，慈善行為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樣一種感同身受的體驗所促發的行為，由同情心的滿足躍升到文化價值層面的滿足。在行善的過程中，人們開始思考“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這些終極問題，並和慈善行為結合起來，讓慈善行為具有了豐富的價值內涵，這也是關注、投入文化慈善的人越來越多的驅動力。作為中國人，我們不禁要思考，中國是一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類型有哪些本質的區別？我們該如何將優秀的文化和技藝傳承下去？這些都是大家參與文化慈善的動力。

第三，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慈善事業的佈局和慈善資源的配置也在調整。比如慈善領域著名的希望小學工程，隨著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普及，國家作為政府提供的基礎公共服務把這個項目包了，希望小學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另外，隨著醫保的全覆蓋，有些項目像白內障治療等都可通過醫保解決。這些調整會給與文化有關的公益慈善項目留出更大的空間。

第四，文化建設成為國家“五位一體”建設總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並列成為國家的奠基戰略。中華文明傳統體系建設進一步落地，有越來越多的家長帶著孩子看博物館、看演出，背古詩、接觸國學等等。從文物領域來看，介入收藏領域的人們以8千萬計，同時民辦博物館超過1千家，文物保護的社會組織註冊登記的有300多家，沒有註冊登記的草根組織更多，這些都是參與文物保護慈善與公益的肥沃土壤，是發展文化慈善豐富的滋養，因此我們對文化慈善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也充滿了信心。

下面就我國慈善文化傳統和慈善文化的缺失談點粗淺看法。中華民族是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民族，在傳統文化中有許多這樣的思想。從文物上説，《尚書》裏就提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如果把家廟祠堂長期保留，可以傳承文化；像商州的青銅器上，有很多銘文一般都寫著一句話“子子孫孫永保用”，説明它是注重保護和傳承的；像敦煌的莫高窟，實際上就是由世世代代的民眾建造和供養的，都是社會參與行為；另外，唐宋明清歷代官員出資帶著民眾修廟修古建這樣的事例也不乏史書的記載，這些都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中有著豐富的營養。但與此同時，文物慈善保護也有缺失，比如公眾向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捐贈意識的缺失。鄭振鐸先生在1947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保存古物芻議》，他提到“依照歐美各國博物館或圖書館的成例，他們自己花錢購置的東西極少。大部分都是若干名收藏家所捐贈的。像這樣的事，在英美諸國總是會成功的。這種風氣在我國還不曾養成。誰肯把辛苦收集起來的東西一起捐給公共機關呢？”70年過去了，現在這種風氣是否養成還不好説。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中國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形成了以家庭為傳續的習慣，當然這個問題可能西方國家也經歷過，而我們正處在這個階段。現在有一些私人民間博物館出現了一些好的勢頭，已經有人明確表示我成立理事會，我把我的東西都交給理事會，不屬於我個人所有，捐贈給博物館的東西永遠由博物館所有，不能再出售變賣等等。

第二個問題是公眾對文化慈善參與意識的淡薄。參與是慈善的基礎，但是對文物保護來説，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文物保護是國家的事，跟自己關係不大，所以不想參與。

第三個問題就是目前很多相關的基金會，其捐贈行為往往還是和利益有一定的關聯，比如説我把新的産品捐出來，目的還是為了打開更大的市場；我拿出錢來成立專項基金，專項基金是無償的捐贈，但是通過專項基金要樹立企業形象、擴大影響力。這一種情況在目前來講，在一定限度下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是從慈善捐贈者的角度來講慈善文化的缺失。那麼從慈善機構的角度講我覺得也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單方面講捐贈需求而對捐贈方的獲得感如何滿足缺乏研究。俗話講，贈人玫瑰，手有餘香，而我們基金會也好，慈善組織也好，只要玫瑰，不聞余香，這樣不利於長期的、可持續的捐贈者的培育和事業的發展。

其次，捐贈手段單一，只有“拿錢來”這一條路，像慈善金融、慈善信託這些手段在我們相關的慈善機構裏很少應用，還比較初級。

  第三，對於資助項目的開發利用機制轉化和持續發展重視不夠，基本還只是“輸血型”。像美國有一個DRK基金會，在非洲開展了“一英畝地項目”，通過這個項目讓一英畝地的糧食産量翻番，主要側重於培訓和推廣先進的適用，迄今已有50多萬人、7.3萬戶受益，像這樣的項目在美國的新型基金會當中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