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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的精神家園
公益中國 gy.china.com.cn  時間: 2017-07-07  責任編輯:雷衛騰

豐子愷

豐子愷(1898—1975年),原名豐潤,又名仁,號子愷。又因豐子愷的威氏拼音為FONG TSE KA,他在早期畫作上學外國人的樣簽上縮寫字母TK。豐子愷出身於浙江省嘉興市桐鄉縣石門鎮,家有六姊。

豐家父母將豐潤送入新式小學讀書。老師將“潤”字改為“仁”字,説浙江官話中“仁”與“潤”差不多,“仁”在字意上與“慈玉”的“慈”接近些。父母也沒有反對,豐潤於是改名豐仁。

豐仁以優異成績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期間因善於寫文章,國文常得第一名,很受老師單不庵的器重。單不庵(1877—1930年)字詒孫,號伯寬,祖籍浙江蕭山,生於海寧硤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補博士弟子員,獲第一。曾去日本作短暫考察,回國後任雙山學堂山長,不久調任嘉興秀水學堂教習。辛亥革命後任教于開智學堂和浙江第一師範學堂。從地緣上説,單不庵算是豐仁的同鄉。單不庵性喜整理抄錄經史古籍,而豐仁擅長國文,這是他們得以走近的媒介。單不庵覺得在“豐仁”這個單名之外應該有一個雙名,因此給學生取號“子愷”。豐仁從此以號易名,並以此名傳世。

1915年,李叔同開始擔任豐子愷所在年級的音樂課教師。李叔同當時身兼杭州和南京兩地的教職而來去匆匆,豐子愷卻對這位先生有著特別的敬仰。他知道街頭遊行的隊伍中唱起“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的《祖國歌》是經李叔同填詞改編而廣為流傳的歌曲。在豐子愷的記憶中,李叔同的音樂課總有一種特別的嚴肅感。每當學生吵鬧、説笑著推開音樂教室的門,看到瘦削的李先生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已端坐在講臺上時,大家都會悄然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李叔同每次發現了學生的錯誤並不會立刻責備,而在下課後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指出,言畢又總會微微一鞠躬與學生道別。豐子愷後來對李叔同這種知識上的傳授和人格上的感召歸納為“爸爸的教育”。他認為李叔同做教師有人格力量的內涵,因而是一位實行人格感化的大教育家。

豐子愷讀二年級時李叔同開始教授圖畫課。李叔同讓學生們用木炭對著石膏模型寫生,在那時的中國稱得上是創舉,使得習慣了照著畫帖勾摹的學生一時無從下手。豐子愷是較早就開始摹寫自然的,非常適應這種直接寫生的訓練辦法。豐子愷的繪畫成績自然是全班第一。有一天李叔同對豐子愷説:“你的圖畫進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學生,你以後可以當個有內涵的畫家。”這番話促使豐子愷從年輕時就打定主意要將一生奉獻給藝術。也是在此時,豐子愷隨李叔同加入了西泠印社。此後豐子愷並不以篆刻立身,但他對西泠印社的社務一直比較關心並作出力所能及的支援。

1919年豐子愷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他聽從內心的呼喚和時代的吶喊,隻身前往上海,與同學數人發起組織“中華美育會”,編輯出版《美育》雜誌,並創辦了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圖畫、音樂、手工藝各科的藝術師範學校——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

1921年,豐子愷東渡日本作短期考察,其重點在於汲取東鄰日本對國民的繪畫、音樂和外語等素質教育的長處。雖然是短期考察,但此行對豐子愷影響巨大。在繪畫上,他將東瀛浮世繪的用線用色融入到自己的繪畫創作中,形成了日後的“豐子愷式漫畫”。他沒有成為音樂家或音樂教師,但此後花大力普及音樂理論和音樂作品,出版多種與音樂相關的書籍。值得一提的是,豐子愷在日本期間極重視與扶桑友人的語言交流。憑著語言天賦,豐子愷僅學習了一年不到的日語,但在其漫漫的藝術人生中翻譯了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

1922年豐子愷回國,旋即由夏丏尊推薦至浙江上虞的春暉中學教授圖畫和音樂。在那個動蕩年代,春暉中學好似桃花源中的一方凈土。1908年,上虞富商陳春瀾捐銀5萬元,在小越橫山創辦春暉學堂。1919年,陳春瀾再捐銀20萬元,委託鄉賢兼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經亨頤等續辦中學。春暉中學坐落于上虞白馬湖畔,依山傍水風景優美。早期的春暉確立了“與時俱進”的校訓,“實事求是”的教育方向和“勤勞儉樸”的訓育方針,首開浙江中學中男女同校之先河。春暉中學又推行“人格教育”、“愛的教育”、“感化教育”和“個性教育”,聘請一大批名師碩彥——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潛、豐子愷、劉質平、劉薰宇、葉天底、張孟聞、范壽康等到此執教。蔡元培、黃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亞子、陳望道、張聞天、黃賓虹、張大千、葉聖陶等社會名流亦來此講學考察。春暉由此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奠定了堅實的名校基礎。學校一時聲譽鵲起,有“北南開,南春暉”之説,成為中國新式教育的一顆璀璨明珠。

由於志趣相投,豐子愷與朱自清、朱光潛等結為好友。豐子愷的“小楊柳屋”和夏丏尊的“平屋”相距很近,夏丏尊和朱自清總喜歡到豐家來坐坐,談些趣事。朱自清後來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寫道:“小客廳裏,互相垂直的兩壁上,排滿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畫稿。微風穿過時,幾乎可以聽見颯颯的聲音……”每當看到佳作,朱自清便要求豐子愷再畫一幅送他。朱自清説:“一幅幅的漫畫如一首首的小詩——帶核兒的小詩,就像吃橄欖似的,老嚼著那味兒。”一次,豐子愷、夏丏尊在朱自清家閒談,孩子們跑進跑出玩耍,豐子愷順手就為朱自清的女兒畫了一幅漫畫肖像。朱自清看了愛不釋手,請夏丏尊題字。夏丏尊在畫上題了“丫頭四歲時,子愷寫,丏尊題”。朱自清後來還將這幅畫用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圖。豐子愷此後創作的漫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天水》——疏朗的蘆簾,擺在廊邊的小桌,桌上的茶壺和幾個小杯,天上是一鉤新月——成為豐子愷的成名作。

在春暉任教時,豐子愷開始了早期漫畫創作。他的作品多取自現實題材,帶有“溫情的諷刺”意味,很受讀者歡迎。按藝術史界定,漫畫是繪畫藝術的一個品種,通常用誇張、比喻、象徵、擬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隱晦、含蓄地表達作者對紛紜世事的理解及態度,是含有諷刺或幽默的一種浪漫主義的繪畫。

緣于文學和藝術理念的接近,也因為成果斐然,豐子愷與弘一法師——出家前的李叔同——走得近了。1926年,豐子愷在立達學院教書時入住上海江灣鎮永義裏。弘一法師來上海雲遊時就住在他家裏。朝夕相處中豐子愷萌生出在家修行的想法,將意願與老師説知,弘一法師也讚賞藉此提升人生境界。豐子愷請來師友夏丏尊、朱光潛等,就在永義裏租屋底樓的鋼琴旁舉行了皈依儀式。弘一法師給他取法名嬰行,從此豐子愷就成了在家修行的佛門居士。豐子愷請求恩師為他的寓所命名,弘一法師讓他在小方紙上寫上許多他喜歡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團成許多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抓鬮。結果豐子愷兩次都抓到了“緣”字,於是就將居所取名為“緣緣堂”。豐子愷當即請弘一法師寫成一幅橫額,裝裱後挂在寓所的客堂內。

豐子愷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之後,兩人發願要完成一部“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的畫集,這便是1929年在上海出版發行的《護生畫集》。當時的歐洲國家興起了廣泛的素食主義運動,以此宣揚人道主義精神,抵制戰爭陰霾的迫近。這股人道主義思潮傳至中國,也在知識分子中贏得了廣泛的共鳴,隨即創辦了旨在“提倡保護動物,宣傳素食主義”的《護生報》。弘一法師和豐子愷創作《護生畫集》的願望,正是以這一世界性的人道主義思潮為背景的。

豐子愷後來無論居住于上海或遷居嘉興、杭州,他都把緣緣堂的匾額挂在居屋裏。

20世紀30年代對中國而言可謂多災多難,豐子愷的願望演變為奢望。緣緣堂落成後他雖然往來于上海、杭州、桐鄉數次,也曾在緣緣堂小住,可抗戰爆發前夕豐子愷舉家逃難。1938年初,緣緣堂遭日軍焚燬。流亡在江西萍鄉的豐子愷獲悉後寫下《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辭緣緣堂》等文進行控訴。

1945年豐子愷結束了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定居,並決定專門從事繪畫和寫作。

解放後豐子愷擔任過許多社會職務,重要的有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院長、上海文史館館員等。

豐子愷以漫畫聞名於世,但他對書法的看重和自許遠在漫畫之上。他曾説:“書法是最高的藝術……感覺中最純正的無過於眼與耳。訴于眼的藝術中,最純正的無過於書法,訴于耳的藝術中,最純正的無過於音樂。故書法與音樂,在一切藝術中佔有最高的地位。”

豐子愷是一位有思想的藝術家,其書法的宏大氣度蘊含于毫芒之間而富有爛漫的韻味。他的書法風格的形成,既緣于師門的影響,也有對現實世界的感悟。豐子愷在文章中記載,其求學期間,曾在李叔同指導下很認真地臨摹過《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魏齊造像》等碑刻書法。同時,豐子愷也非常服膺馬一浮的行書。據其回憶,某次豐子愷坐船回家,船頭所挂帆布上有馬一浮先生的手書,視之異常瀟灑。豐子愷喜愛之極,遂産生將其摘下私藏之意。馬一浮的書法是魏碑與二王行書結合的典範,豐子愷後來書法的走向亦與此有很大淵源。

與豐子愷同時代的美學家朱光潛曾説:“書畫在中國本來有同源之説。子愷在書法上下過很久的工夫。他近來告訴我,他在習章草,每遇在畫方面長進停滯時,他便寫字,寫了一些時候之後,再丟開來作畫,發現畫就長進。講書法的人都知道筆力須經過一番艱苦訓練才能沉著穩重,墨才能入紙,字挂起來看時才顯得生動而堅實……”

豐子愷認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佔大多數。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這裡頭。這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産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必須追究宇宙的根本。

豐子愷的人生大致延續著這一軌跡。在他的精神世界裏,也在一層一層地攀爬著樓梯。

豐子愷出版畫冊多種,並有多卷本《豐子愷文集》和《豐子愷譯文集》傳世。(張維正)

豐子愷 書法四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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