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國涌現了許多民間慈善家。他們以個人名義進行慈善義舉，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員，以自家的資財資助貧困和孤病之人。

　　春秋戰國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後期越國大政治家，他曾經幫助越王勾踐複國雪恥，後來乘扁舟流落江湖經商，而且變名易姓為陶朱公，在商業經營方面頗有一套成功經驗。但人富志更高，幾次將經營所得的鉅額錢財，接濟窮人。《史記》稱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是説十九年間三次獲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這些錢財接濟他周圍的窮朋友與困難兄弟。史上稱讚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漢代的慈善家、大善人也不少。東漢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稱得上為當時的大慈善家，據《後漢書》記載，他曾經借貸給貧困人家數百萬，到時候將這些人的借債文契都一一削劈焚燬，使諸借貸人十分感動。他家裏有不少“池魚牧畜”，凡有求魚及牲畜者，有求必應。東、西漢有許多身為地方官吏而同時又是當地慈善家的，如西漢宣帝時的黃霸、在任揚州刺史時，常常鼓勵鄉亭小吏畜養雞豬，到時候施捨給那些鰥寡貧窮戶。他在任泉州太守時，也不時“養視鰥寡，贍助貧窮”，大行慈善事業，後來當時社會秩序良好，達到“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的狀態。西漢名臣召信臣，則在郡大興水利，“躬勸耕農”，大行善事，以致郡內殷富，他被百姓尊為“召父”。東漢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時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為“三獨坐”，權勢很大，但他一生節約，從不亂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歷年所得薪俸，盡數贈與貧苦親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時，“自無擔石之儲”。光武另一名臣王丹，雖“家累千金”，但把他財富全部赒濟貧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當農忙時節了，他帶著酒菜到田間，專門獎勵那些勤於耕作的人，以示獎勵。

　　南北朝時，民間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時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時，每天從家中自出粟谷，去賑濟貧苦百姓，另一良吏閆慶胤，任東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慶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賑恤貧窮”，使多家困難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孫景茂，隋文帝時，有伐陳之役，征途中有許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為這些病兵求醫煮粥熬藥，從他手中因之存活者達到一千多人。後來他任道州刺史時，又動用自家薪俸和家産購買大量雞豬牛犢，“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義，其慈善行為更為感人。史載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時，當地多災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闔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養”。辛公義決定用自己模範行為感召百姓，當暑月疫情嚴重時，他讓部下將境內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來，病人達到數百，廳堂和走廊都住滿了，他自己親設一榻與病人住在一起，終日連夕與病人相對詢問。這一期間所得的薪俸全部用來買藥給病人醫治，還親自料理病人飲食起居。結果病人全部痊癒，也從此改變了地方的陋習。

　　唐宋元明以後的民間慈善家，史上也記載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則可推北宋時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約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間，事跡已記載在我國和東南亞各國史籍中，主要慈善事業以修橋為民造福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這位佛學大師從福建來到廣東潮陽，自己募捐籌集資金，在潮陽修建和平橋，含辛茹苦歷經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當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橋旁建立了“報德堂”以祭祀他。從此，廣東潮汕地區慈善事業和慈善機構日漸興盛，都源於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國，由大峰法師影響而興起的汕頭市存心善堂，成為南方聲望最著的慈善機構。1929年當地人所寫的《祖師紀錄碑》，詳細地記載了這約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師，閩人，為宣和時高僧……勸喻潮人造橋、修路、施棺、殯殮、救人、贈藥、賑災、恤困等善舉，畢生不倦，開化潮人不少……各縣遂風起雲湧，奉祖師神像，力行善舉”。大峰慈善思想還流傳海外，在泰國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師廟，成立有關民間慈善機構，在此基礎上于上世紀90年代興辦了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可以説，大峰是一位國際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國江南地區的民間慈善事業形成一個高潮。那時許多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紛紛成立地方慈善組織，一方面互相聯絡感情，反對宦官黑暗統治，集會抨擊腐敗政治，另一方面對社會實施有效救濟，遇寒者給衣，饑者給食，病者施藥，死者施棺，有的還籌集經費，給貧困兒童辦學。以著名的東林學派主將高攀龍、錢一本、陳幼學、葉茂才等組織的同善會，便是這樣的一個民間慈善團體。最初在明神宗萬曆年間由河南人楊東明在河南虞城始辦，後來中心遷至江蘇武進，地區擴大到無錫、嘉善等江南許多縣區。同善會慈善事業主要內容是向社會宣揚良好的道德風俗，收養生活無著的貧困孝子、節婦和貧老病者，資金由同善會員集體募捐。同善會的慈善活動，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日本學者夫馬進專門著有一本小冊子《同善會小史》。在同善會的基礎上，清代江南民間慈善事業更大規模發展，據有關史料統計，僅蘇州一地，即有各種名目的社會慈善團體一百二十多個，上海地區也有八十多個慈善組織。這些慈善組織有的建起育嬰堂，專收棄嬰撫養，有的辦所謂仁濟堂、同仁堂，給窮人免費供給醫藥。由於有些地方官員的介入，有些慈善組織資金雄厚，史載乾隆年間無和縣的一處育嬰堂擁有土地一萬三千多畝，一次即得到官助銀一萬二千多兩。明清由士大夫籌辦的慈善組織，還定期向廣大群眾講學，宣傳他們的慈善主張。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專有一部《中國善書的研究》，就專門研究明後期東林派慈善家高攀龍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學術的。

　　清朝還有兩位慈善家也是應當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間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兩江總督的高位，在慈善事業以主持豐備義倉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時，陶澍任安徽巡撫，恰逢大火災，他開始考慮建立一座防備災荒的民間義倉，定名為“豐備義倉”，意思是“以豐歲之有餘，備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兩任都督，終於和部下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把豐備義倉建成，地址選在江寧、蘇州地區。這年年初，林則徐在蘇州城裏修築了十間大小倉庫，從無錫買糧存放。因為地在今江蘇長洲、元和和吳三縣，歷史上把這座民辦公助的救災倉庫命名為“長元吳豐備義倉”，從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間，這座義倉有效地起著荒年賑災的作用。鴉片戰爭後，林則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邊區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興修了龍口渠，為新疆人民謀了福利，完成了一生中最後一次為國為民的慈善事業。清朝晚年，長元吳豐備義倉完全由官民合辦轉手為當地士紳聯辦，慈善事業規模越來越大，不僅災荒賑濟糧食，還籌建“協濟粥廠”，後來又兼管失業機戶的救濟。清末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還創辦一所專收貧困家庭孤苦兒童的“儒孤學堂”。最後又擴建一所解決流亡人口和貧民子弟就業的“貧民習藝所”，相當於現在的技工學校。這樣長元吳豐備義倉就成為一所綜合性的慈善機構了。

　　時至19世紀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斷傳至我國，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傳到我國學術界，我國傳統的慈善事業受到衝擊。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在一篇題為《善舉》的文章中，列舉了西方各國的慈善機構，主張中國也應通過官紳合力，遍設西方式的善堂。我國傳統的慈善事業也逐漸轉變為近代公益事業。

　　我國傳統的慈善事業與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國古代慈善事業源於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這和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所倡導的人文主義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動，不僅僅限于對鰥宴孤獨、貧病殘疾之人的救濟，更側重於面向社會大眾，使慈善事業不光是消極被動而且是積極主動的。今天我國的慈善事業和慈善政策正在向這方面轉變，就像最近在《北京青年報》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華民族的優良美德和當今中國社會需要，也與世界先進的文化相一致”。這也是目前我國在新的條件下慈善事業的一種新氣象吧!

    來源：騰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