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先鋒人物訪談〕——是由湘西青年聯合會策劃的訪談類特別項目，目的是通過青年的觸角與視角，為讀者與優秀湘籍人士之間開一扇窗，架一座橋，以期讀者能更加鮮活立體地感知這個群體，同時也希望能為讀者提供點價值。也許，這個項目還能再發生點什麼，比如面對面座談？比如一對一指導？我們同樣歡迎你也能發散思維向我們提出建議。如果你覺得我們想法靠譜，或是，你發現與你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他（她）的故事打動了你，那麼，給我們一點掌聲吧（轉發就更好啦），我們希望能一直帶給你驚喜。

    訪談第二期

    張 宗 銀 説 ——

    60歲到75歲之間是人一生幸福指數最高的階段，時間上可以自由支配，生活狀態更從容，心態也趨於平和，有了更多時間去追求自己的愛好：游泳、書法、高爾夫球、民族音樂和古典音樂。雖已古來稀，可我不是守舊派，願意像你們年輕人那樣去享受現代文明生活，我也有微信；每兩年去定居德國的女兒那生活幾個月，感受一下歐洲小鎮的生活。現在幸福感很強。

    我一直最崇拜兩種人：一種是科學家，自己一輩子咬文嚼字，崇拜他們能發明創造；另一種是會多種外語的人，自己上了年紀，語言能力不行了，我想學德語，去德國很多次，一句都沒學會，女兒笑我説“爸，你英語都沒學好，還學德語，先學好英語再説吧”。

    你們問我“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哪一個更適合自己，我覺得“報人”更貼切，我也更喜歡。我在部隊服役41年，其中在解放軍報就有32年，把一生最寶貴的黃金年華都貢獻給了軍報，對報紙工作有深厚的感情，當好報人需要政治家的頭腦、軍事家的素養、文學家的功底、社會活動家的風采，是軍報塑造了我，成就了我。

    中國人落葉歸根、衣錦還鄉的觀念根深蒂固，雖然在湘西龍山只生活了十九年，但是那裏的山山水水早已鐫刻於心，陳釀為一份斷不了的家鄉情。年紀越大，兒時的記憶反倒越清晰，越熾烈。往事的生活片段像電影鏡頭一樣，觸手可及。

     記    

    張老在紮根京城的湖南人圈子裏有很多粉絲，這不光因為他身居高位，經歷豐富，還因為他思維開闊活躍，有著與當下這個時代相映的氣質，講話時神采飛揚，聽者很容易受他感染。

    他出身於抗日戰爭末期湘西龍山的正南村，19歲（1963年）參軍入伍，當過戰士、通訊員、班長、集訓隊區隊長和團、師、軍新聞幹事，1971年作為47軍新聞幹事的張宗銀因一篇刊登在《解放軍報》頭版頭條上的文章得以跨入軍報，而那一年他剛27歲。從普通編輯到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再到總編輯，直至96年晉陞成為全軍1000多個有著將軍軍銜的軍人，三十多年軍報工作幾乎填滿了張宗銀的半個人生，也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

    身居高位的他，回望征程，他從未因此自喜。常自慎思，感於薄履高位，反而多了一些孤獨。退休解放了他，廣泛的興趣愛好，豐富的社會活動，為家鄉公益、青年成長牽線搭橋，他還像那個從大山裏出來的龍山小夥，『家鄉的情節斷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退休後最想做的事，一個是為家鄉公益建設盡份力，我體會過山裏孩子的命運常常被貧困捆綁時的無助；另一個是想促成家鄉青年儘快成長起來，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才』。72歲高齡的他和我們交談四、五個小時仍神思奕奕。他身上有種讓聽者振奮的力量，可能是新聞工作所歷練的開闊思維，也可能是那顆一直年輕的心。

    現在讓張宗銀評價自己的一生，講講兒時的夢想，他總説自己是運氣使然，『我就是一個普通人，都是貴人相助才有如今的人生際遇』，但這在我們看來，卻帶有某種必然性。『當時哪有宏大的夢想，就是一步步走好當前的路。小學五年級母親去世，初二父親去世，沒有了依靠，經常餓著肚子愁學費，很多決定包括放棄高中入讀師範學校，都是衝著不要學費去的』，到師範學校畢業，他沒有選擇像其他同學一樣安穩地當老師謀份工作，而是應徵入伍成為一名普通士兵，當時正值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形勢緊張，親戚朋友很是反對，但張宗銀顧不了那麼多，『當時的目的很單純，只是想走出湘西，看看外面的世界』，19歲那年入伍出門，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車，『當時興奮得很，到現在，這種興奮感還記憶猶新』。

    農民家長大的張宗銀，身上少了些同齡孩子的叛逆，學習倒是兢兢業業，之前並不出眾的他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在作文、口才、二胡、風琴等方面逐漸嶄露頭角，『小時候也愛玩，可能是稍微用心些，自己當時也愛學，班主任張啟文老師經常掏錢給我訂《新少年報》和《中國少年報》，可能後來走上新聞工作崗位也和這些有關』。

    『當時條件很差，但也不覺得苦，也沒有一點自卑感，學習外還拉二胡、彈風琴，很充實』，張老瞇著眼睛爽朗地笑起來：『當時我還嘲笑班上有的女同學，成績那麼差還談戀愛，整天坐在那也不知道想什麼』。從小就未曾“安分”的張宗銀，參加過很多學生活動，從小學的中隊長、大隊長到師範學校的學生會副主席，這些都慢慢地鍛鍊了他。張老一再表示，學生時代的工作還是很鍛鍊人的，後來能從容地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幾百上千人的會議，『都是從小慢慢鍛鍊出來的』。

    19歲以前，張宗銀的生活都是在龍山度過，家裏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父母去世也意味著斷了生活來源，母親去世時年紀尚小，到初二時父親去世，『有段時間感覺沒有依靠，有些孤苦』。得益於國家資助完成了初中和師範學校的學業，所以他更能體會到貧困給農村孩子帶來的無助，談起兒時的貧苦，張老平靜地説，『那種被貧困捆綁住的束縛感，很無助』。但童年的時光雖然清苦，卻還是快樂的，張老和我們分享了學生時代的頑皮事，在初中時，『有些在縣城的同學回家了，我們吃不飽，就偷偷把他們沒吃的缽子飯拿回宿舍大家分著吃，當時還覺得佷刺激，吃完高高興興的。』

    從一名普通戰士到今天的總編輯少將，在解放軍報奉獻了半輩子的時光，如今已72歲高齡的他神采飛揚地回憶道：對自己的一生還算滿意，因為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回到以前某個節點，會不會去修補過去的遺憾？能不能改寫現在的某些無助？”我們接著拋出了疑問，張老小心翼翼地從信封裏拿出了一沓證書，是1983、1984年北京市黨政幹部基礎科自學考試各個科目的大專成績合格證，『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能上大學，後來參加自學考試有機會在北大、人大聽了大專課程輔導報告，也算是圓了一點點大學夢。1984年底，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在中南海懷仁堂為我們這些第一批自學考試合格的考生頒發了大專合格證』，他把這些視若珍寶的東西分享給我們，你大概可以想像到，當初年少的張宗銀拿著學校發的優異成績單，從幾公里外的山路跑回來自豪地將這些分享給家人時的場景。

    搞新聞並不是張宗銀的初衷，進入部隊後被分到步兵連，沒當上技術兵的他心裏很難受，後來團長、政委還安排他搞新聞，他起初不願意，趕鴨子上架後也慢慢接受了，於是兢兢業業，經常通宵達旦地寫稿，那一年他連續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發稿，第二年被調到師裏，一年後又調到軍裏當新聞幹事。再後來因為一篇稿子刊登在《解放軍報》一版頭條，進入了軍報大門。現在回想起來，張老説是新聞工作給他以信心，為他打開了一扇扇大門。

    “軍隊生活枯燥麼？”我們這幾個象牙塔裏的學生好奇地問起，『軍隊生活也有自由，這是在遵守軍隊嚴格紀律下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那時候資訊沒有現在這麼豐富，每週有一兩場集體看電影，有空時給同學寫寫信，自己還玩玩樂器，好像也不覺得無聊』。

    夜班是編輯部的最後一道工序，先後成為軍報總編室副主任、副總編和總編輯的張宗銀經常要上夜班，生物鐘完全被打亂，報紙出版後才休息。『辦報的過程如履薄冰，從內容到形式，都要細心審定。夜班回來早上只要被電話聲吵醒，就知道報紙出問題了，穿上衣服就往辦公室跑』。總編輯不能離京，也不能生病，因為重任在肩。這種夜班生活還促成了張宗銀午休時間冬泳的習慣，『在玉淵潭公園破冰下水，一直堅持了三年。冬泳其實考驗的是意志而非體質，下水的那一秒最難』。

    身為總編輯的張宗銀正碰上全國報紙改革時期，有人認為手中有‘皇糧’改革不用慌，張宗銀認為改革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他從編制體制到內部管理機制，再圍繞稿件品質三方面進行了改革，使《解放軍報》越辦越活。『中國報人的根本職責是保持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一致性，既要讓上級滿意又要令讀者滿意，這是新聞改革的重點，也是改革難點』。在“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這幾個身份中哪一個更適合自己的問題上，張宗銀覺得，“報人”這個定位更貼切，自己也更喜歡，『我在解放軍報工作了32年，把一生中最寶貴的黃金年華都貢獻給了軍報，對報紙工作有深厚的感情，自己是一個‘報人’』。

    但對於當上總編輯的他，多了些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能一起交流的人少了，自己要注意的東西多了』。

    做人物訪談我們也逐漸明白，所有的問題最後都回避不了“你人生至今最痛苦的那個時刻”，否則整個故事就只有骨架血肉難以出來，當然有些人會拒絕談論或是避重就輕轉移話題。我們也問了將軍這個問題，他沒有回避。1971年來到軍報不久的他，針對當時文藝舞臺“八億人只能看八個樣板戲”的狀況，以“共産黨員張宗銀”的名義給當時中央主管文藝工作的江青寫了信，對文藝工作提出幾點建議，這件事後來成為造反派的‘把柄’，給他編造了很多反江青的言論，為此，張宗銀被停職審查兩年多。『這是人生低谷，最難熬，當時剛好30歲。那時每天收音機都開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鄰居還監視我，怕我想不開去跳樓』，但張宗銀始終堅信自己沒有犯錯，會得到客觀的評論。粉碎四人幫後，張宗銀的問題也隨之解決，當初對他上綱上線的人又説他是‘反潮流的英雄’，而張宗銀在黨支部會上很平靜地説，『當初我不像有的人説得那麼壞，現在我也不像有的人説得那麼好，我只不過説了幾句真心話』。張宗銀覺得，那段難熬的時期反倒給了他認識社會最好的機會，『你會感覺到周邊的人都是演員，自己一個人才是觀眾，看他們在這件事中如何表演，一些平時和自己關係很好的人開始上綱上線，變得意外的‘狠’；有些人認為我沒有錯，以種種理由拒絕參加對我的批判會，不同的演員都站出來了』，『這次挫折成了我終身寶貴的精神財富，沒有經過這件事，我後來當部領導和社領導時也可能沒有這麼大的度量和容忍度』。

    張宗銀覺得自己是個什麼都想要去嘗試下的人，就像冬泳，只有下水才知道那種刺骨感，也才有一整天后背火辣辣的舒適感。『我雖然上了年紀，可我想去做自己喜歡的事，這樣生活也充實』。這些年，張宗銀曾任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副主席、藝術總監，參加中國愛心委員會組織的各項公益慈善、幫貧扶教活動，為貧困地區大中小學生獻愛心。上世紀九十年代還請求上級政府為家鄉修建了一座大橋，現在的他也一直在關心幫助湘西籍青年才俊，希望他們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

    談到遙遠的故鄉，雖然張宗銀在那裏只生活了19年，但是湘西的山山水水永遠忘不了，家鄉的情節斷不了，『反倒年紀越大，兒時的記憶越清晰，那些生活片段像電影鏡頭一樣，逐漸浮起』。如今的他感嘆湘西最大的變化是交通，1971年時回趟家在路上要花四五天，現在回去只需幾個小時。湘西太需要人才，需要發展。作為北京湖南商會的特邀顧問，前不久張宗銀在商會年會上滿懷激情地期望湘籍青年企業家要做到“三個爭當”：“爭當經濟戰線上的強者、社會建設中的善者、家庭生活的孝者”。而對來自家鄉的青年人，張老的囑咐是，『生活在最好時代的你們，就要表現得最好。在浮躁的社會中認準一件事就要堅持下去，總會有收穫。』

    當我們提出‘折騰’一詞時，張老倒覺得自己算不上愛折騰，只是比同齡人更活躍一點，愛好廣泛些，還想做點有意義的事。『60歲到75歲之間是人一生中幸福感指數最高的階段，時間上可以自由支配，生活狀態更從容，心態也趨於平和。雖然年紀大了，可我一點都不保守，想盡情享受現代文明生活，我還有微信呢；每兩年會去定居德國的女兒那生活幾個月，感受一下歐洲小鎮的生活，生活得佷充實。』

    張宗銀説自己最崇拜兩種人：科學家和擅長多種外語的人，『自己一輩子咬文嚼字，崇拜科學家們能發明創造；上了年紀，語言能力不行了，我想學德語，去過德國很多次，一句都沒學會，女兒笑我説‘爸，你英語都沒學好，還學德語，先學好英語再説吧’。』

    “怎麼看待‘少將’、‘總編輯’這些頭銜？權力榮譽改變您了嗎？假使功成名就的自己與十幾歲的那個小夥子相遇，年少的張宗銀會喜歡現在的自己嗎？”

    我們小心翼翼地提出這個問題，略微跼踀地等著張老回答，『職位不能代表一個人的智慧，也不必然説明他的能力，反倒職務會給人壓力，逼著你去幹與職務相匹配的工作』。『年紀大了，職位高了，我也會有意把自己往青年人裏“推”，我特別喜歡與青年編輯一起下部隊調研、研究稿件、討論問題。通過碰撞，即使兩個錯誤的觀點也可能引出正確的結論』，『而這樣做，也拉近了我與青年人的距離』。

    『在幾十年的工作中，我盡了最大努力，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也秉持著“他”的初衷去看了外面的世界』，『從內心深處來講，我還是兒時的那個“他”』。

（圖為1973年張宗銀自畫像)

    在女兒眼中，張宗銀是個『開明』的父親，在家裏秉承民主的處事原則，張宗銀與女兒從小的相處方式亦是朋友間的引導交談，從未以父愛主義之名去踐行自己的意志。女兒去德國定居乃至於信仰基督教，于張老這個一輩子的無神論者而言，這些都是她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而已。

    善良正直從來都是友誼的通行證，相交多年的一位將軍書法家某日專門以“佛心道骨儒表”為題給張宗銀送了這幅字畫，『老朋友的這個評價，對我自己也是鞭策，我要盡力從內而外都做到朋友眼中的自己』。

    在北京闖蕩的這批湖南後生眼裏，張老既是家人又是德高望重的長者，平易近人而又讓人感覺到遙不可及的偉岸，『在北京，無論工作碰到什麼問題或有什麼喜訊，我都習慣性地和將軍分享，他總能迅速地，像家長一樣為我指點迷津，與我分享喜悅』，龍再華（湖南萬泰科技董事長）説。李澤華（北京華枚尚毅董事長）則以『湖湘才俊，執筆為樂，書香嘆服文曲星；社稷棟樑，移忠從戎，鐵血堪比武戰將』幾句詞來評價張老將軍。

    “用幾個詞來形容自己或者給自己貼個標簽”。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