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翰林，北洋總理，離歸作庶民，熊氏宦途難展志;幼園稚子，社會遺孤，教養成英傑，香山慈善永留芳。”這是後人紀念近代慈善教育之父熊希齡的一副對聯。上聯所説的正是熊希齡的前半生經歷：因支援維新變法，被清廷革職“永不受用”，後成為民國總理;下聯中提到的香山慈善，指的就是熊希齡為京畿一帶的水災孤兒而辦的香山慈幼院。他的後半生，致力於慈善和教育事業。

　　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齡的一個理想國：孩子們在這裡無憂無慮地生活，完成從幼兒園到中學、大學的生活。他的這個理想家園，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熊希齡為了這個家園，捐出了全部家産，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與袁世凱為謀辭去總理之職

　　熊希齡(1869年——1937年)，字秉三，自號“雙清居士”，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據傳，熊希齡六歲時便“聞一知十”，《三字經》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滾瓜爛熟。因為稟賦出眾、好學深思且勤奮過人，他被譽為“湖南神童”。湖南的書院較多，而改變熊希齡一生的，是一所名為沅水校經堂的新型書院。該書院以經史為治學之根本，對詞章、輿地、農政、河渠、兵謀兼而習之。在這所書院，熊希齡眼界大開，除了經史學問有長足進步之外，他特別鍾情于歷史與輿地，這種修養最終成為他建功立業的基礎。

　　1894年，熊希齡中二甲進士，並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最終以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這一慘痛的失敗，讓熊希齡從信賴清政府的迷夢中驚醒，他很快轉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陣營。1896年，熊希齡給當時的洋務派首領、兩湖總督張之洞上書，強烈要求變法維新，他本人隨後也正式投筆從戎，被張之洞委為兩湖營務處總辦。

　　1897年，熊希齡與譚嗣同等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他又參與創設南學會，創《湘報》，以推動變法維新。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樊錐等為撰述。宣傳“愛國之理”、“救亡之法”，倡導變法維新，尤其注意介紹西方資産階級政治改革的歷史和社會學説。

　　《湘報》的新聞取向直接引發了包括張之洞等大員與湖南守舊派對熊希齡的不滿。戊戌政變後，《湘報》被迫停刊，熊希齡也被革職。後來，熊希齡被湖南巡撫趙爾巽提攜，並在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時，經趙爾巽之推薦出任參贊。

　　辛亥革命前，熊希齡到東三省主管財政。辛亥革命後，他由奉赴滬，漸次擁護共和並加入聯合會。1912年4月，熊希齡任唐紹儀內閣財政部長，7月辭職，旋任熱河都統，次年被舉為進步黨名譽理事。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拉攏進步黨人組閣，熊希齡任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

　　但是，文人熊希齡在權術爭鬥上哪比得上袁世凱。1914年2月，袁世凱策動新聞界重提熱河行宮盜寶案。熊希齡擔任過熱河都統，當時修繕行宮需要資金，而辛亥革命後政府缺錢，熊希齡呈文申請變賣古物修繕行宮，於是，熊希齡因有嫌疑，而在國會解散後不久，也被迫辭職下臺。事後，熊希齡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説：“弟以庸才，躬丁亂世……雖明知項城權詐，然因時勢所趨，百端遷就，冀其統一環區、存此社稷，不料竟為所賣!”

　　為辦香山慈幼院捐出全部家産辦

　　在民國六年九月(1917年)的時候，順直省區(包括直隸、京兆兩省區，即現在的河北、北京地區)發生大水災，淹沒了103縣，19045村。受災的百姓有630多萬;成災的田畝有25萬多頃。

　　面對這場巨大的浩劫，從總理任上辭職後在天津當“寓公”的熊希齡迅速行動起來。他天津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沒，身為災民的熊希齡通過財政總長梁啟超和外交總長汪大燮，向當局極力主張籌款，賑濟災區的饑民。國會討論的結果是，如果他出來主持賑災，此事才可議。於是，熊希齡奉命督辦水災善後事宜，他利用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向全國各省發出請賑通電，希望全國各地諸君子“胞與為懷，本其己饑己溺之心，為披發纓冠之救”。賑電發出，熊希齡以身作則，先捐現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縫紉棉衣100套，捐給難民。在他的呼籲帶動下，團體、個人捐衣、捐洋者不斷，外國的慈善團體也有幫助。

　　熊希齡見到有的災民因為生活困難，甚至把兒女標價出售，就在北京設立了慈幼局兩所，收養災民的兒女。一所專收男孩，一所專收女孩，總共收了男女兒童差不多有千余人。水災平息以後，這些兒童先後被他們的父母領回。可是到了後來，還有200多兒童沒有人認領。水災督辦處不得不設一個永久的機關，來教育這些兒童。熊希齡看到城內外困苦的兒童很多，就與水災處坐辦陳漢第、羅振方商議，決定建一大規模的慈幼院，可以容的下千多人。把城內外貧苦的孩子招進來一同教育，免的這些孩子受苦。但是，建校又面臨地皮的問題。時任大總統徐世昌同前清皇室的內務府商量，將香山靜宜園的地方撥出，建築慈幼院男女兩校。

　　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正式開院。這一年，熊希齡51歲，他給自己的後半生選擇了慈善事業。他希望通過自身的行動幫助更多的人，但是在動蕩的年代，想辦一所規模頗大的慈善性質的學校，所面臨的資金困難也可想而知。

　　因此，儘管熊希齡曾是民國總理，又擔任過財政總長，但自香山慈幼院從成立開始，就長期受“缺錢”的困擾。到了1932年，為了解決香山慈幼院的資金困難，熊希齡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産，共計大洋27.5萬餘元，白銀6.2萬兩。

　　組織義勇軍和救護隊奔赴抗戰前線

　　熊希齡曾經多次指責當時的教育制度極不合理，教育為富人獨佔，窮人子弟只能向隅。這種現狀持續下去，國家將永無和平之望，大亂則無有巳時，因此他要使貧富兒童“同居教育，泯其階級之分”。因此，他秉持的是一種慈善觀與教育觀相結合的慈善教育思想。其目標在於教養孤貧，使孤苦兒童與富家子弟同享教育之幸福，以培養孤貧兒童能夠自食其力和成為健全國民為其特徵。

　　在熊希齡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的確朝著他的理想目標前進，香山慈幼院在當時成為一所新式教育的實驗園地。別的學校辦中學的只有中學，辦小學的只有小學。而香山慈幼院收錄的兒童，如果從1歲入嬰兒園開始，依次讀到高中畢業為止，在慈幼院至少可以整整呆上17年之久。慈幼院有一個縱、橫辦學的教育體系，“縱”指的是嬰兒、幼兒、小學、中學教育以及大學教育;“橫”指的是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所有這些教育，都是以當時最新、最先進的方式進行的。當時美國記者參觀後謂其“較之美國所辦幼稚學校有過之而無不及”。

　　慈幼院的學生來自全國，熊希齡對他們進行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全面培育，意圖是使他們成為“健全愛國之國民”。

　　香山“森玉笏”有一處石刻，題寫著熊希齡的兩首七絕。其中一首這樣寫道：“遠看塔影漾湖波，又聽群兒唱晚歌。為念眾生無量苦，萬山深處一維摩。”詩中“群兒”指的就是香山慈幼院的童子軍。為了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良好的組織性、紀律性和生活能力，香山慈幼院在小學四到六年級的學生中組織了“童子軍”，這首詩就是熊希齡帶領童子軍爬山露營于森玉笏時題寫的。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在熊希齡的組織領導下，香山慈幼院組成200人的義勇軍，開赴上海戰區，女生則加入紅十字救護隊，前往戰區醫院幫助工作。1933年爆發了“長城抗戰”，熊希齡又帶長女熊芷和部分慈幼院師生，組成救護隊奔赴前線救護傷員。

　　1937年夏，熊希齡偕夫人毛彥文赴青島，未及返回北京，就發生了七七事變，熊希齡夫婦無法北返，于7月21日乘船赴上海。8月13日，淞滬會戰又起。熊希齡會同上海紅十字會同仁，偕毛彥文日夜穿行于傷兵和難民之間，從事救護工作。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齡赴香港為抗戰募捐，因突發腦溢血溘然長逝。蔡元培先生當時也在香港，他親筆為熊希齡書寫墓碑：“宦海倦遊，還山小試慈幼院;鞠躬盡瘁，救世惜無老子軍。” 熊希齡早年曾將“棉花”入畫，並題款為：“此君一齣天下暖”——這既是他政治理想的表達，也可當作其致力慈善的人生寫照。

　　1992年5月17日，熊希齡骨灰歸葬于香山墓園。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