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有愛的新聞莫過於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在女兒出生之際，與其妻子普莉希拉·陳共同宣佈將捐出兩人持有的99%臉書股票，用於拓展人類潛能和下一代兒童的平等。這筆款項根據臉書當前市值計算，總計450億美元。扎克伯格夫婦這一善舉，不僅讓人想起了近年來的一個新詞“裸捐”，也讓國人對企業家的慈善精神的討論掀起了一個小高潮。

　　相比于國內，“裸捐”在美國，特別是IT界，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比爾蓋茨。幾年前，蓋茨退休後，宣佈將自己名下的580億美元全部捐給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分文不留給子女。同樣決定裸捐的科技界大佬還有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今年3月，庫克在接受《財富》雜誌採訪時也表示過，將在支援自己的侄子完成大學學業後，把全部財富捐給慈善事業。

　　而在地産圈，其實中國的富豪們也是“不遑多讓”。比如，福布斯排名第一的中國第一富豪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就曾承諾：“一旦萬達上市，將捐出90%資産。”再比如，比王健林更為低調的，在地産圈真正在生前就完成“裸捐”的第一人中原集團創始人施永青。

　　地産圈“裸捐”第一人

　　被稱作香港“地産教父”的施永青，早年便開始隨緣做些慈善捐贈。1994年，施永青基金在香港註冊成立，並逐步發展壯大。起初，他只是將個人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用於資助一些NGO，如苗圃行動、樂施會、綠色和平組織等。曾經，與大多數中國富豪一樣，他也只是打算待自己百年後再捐出所有財産，但那個熱愛慈善的靈魂作祟，2008年，他送給自己一份60歲生日大禮——將名下擁有的中原地産、中原(中國)等3間公司股份悉數捐出，全部注入施永青慈善基金。這筆捐贈在當時就已估值約達45億港幣。此後，他又將個人持有的《am730》股份全部捐出。

　　很多人對此或有不解，這並不符合中國人傳統主張財富傳承的習慣性思維。即使是第一富豪王健林，也都表示要留10%資産給兒子王思聰生活或者創業。但施永青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我很早就跟我的子女説，將來他們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我本來是想死後才捐出去。但後來覺得死了才捐那就不是我去做了，應該趁自己還有一定的能力的時候，不是老得走不動，判斷也沒有能力的時候才去做。所以我覺得應該早一點，做多一點。”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施永青基金專注於以自有項目形式，致力於推動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這與許多頂級富豪所成立的慈善基金會的形式、方向都略有不同。經過多年來，施永青基金已先後在雲南昭通、甘肅蘭州以及北京設立辦公室。2011年，施永青基金在農村的工作日趨成熟。目前，已在北京正式註冊成立北京永青農村發展基金會(簡稱“北京永青”)。

　　慈善是企業家精神的最高形式

　　企業家為什麼一定要做慈善?這一直是個爭論不休未有定論的話題。從2008年的王石捐款門，到如今還在輿論上不斷發酵的扎克伯格“裸捐”事件。企業家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甚至可以稱之為社會運轉的樞紐，但人們對企業家做慈善一事不僅有讚賞，還伴隨著諸多的質疑。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曾經對此有過一個專門的討論，這本書後來被翻譯為《從貪婪到慈善》，其內容講的就是企業家在最初的資本積累階段是一種貪婪，需要從生産鏈條中榨取更多的利潤，但是慢慢最後回轉化成變成一種公益和慈善。即把第一次財富分配過程當中獲取來的財富重新轉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財富，而這個財富可以讓所有人共用。

　　施永青對於企業家的慈善精神也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他回溯自己的慈善之路表示，不管自己處於何種人生階段，始終都是在尋找和實踐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方式方法。“一般社會分配有三個層面，首次社會分配是指所有權，第二次分配指稅收，第三次分配就是公益慈善。我們現在應該改善首次分配，減少第二次分配，鼓勵第三次分配。”施永青説道。

　　諸多的學者都曾給企業家精神下過定義，比如創新精神、冒險精神，還有敬業精神等等內涵。但對於很多企業家而言，他們的財富來源於社會，最終也希望能回饋于社會。施永青常常提起歌德的筆下的浮士德就是企業家的一個典型代表，主人公浮士德對生活不滿，找不到未來的方向，他甚至將靈魂出賣給魔鬼。最終，他通過填海、建橋、修路去改善其他人的生活，並在這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價值。

　　如何將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能力轉化到慈善事業中?如何以商業力量來運作慈善?施永青基金會在農村的實踐也為後續企業家提供了一條社會化更可持續的慈善之路。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