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他是個孤兒。”

　　江一燕很難忘記那個畫面。當村民輕輕説出真相時，拍戲時一直跟在江一燕身邊有説有笑的小孩子，眼淚唰地掉下來，立刻轉身跑開了。

　　她對孩子這種微妙的心理非常敏感。生於江南，小時候江一燕常搬個小板凳呆坐在門前看雨，一坐就是一整天。她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爸爸媽媽工作忙碌，她只好跟自己説話，渴望一個能夠交流的人。

　　2006年，在廣西巴馬縣小嘎牙村拍攝電影時，江一燕敏感細膩的心，一次次被村裏的孩子們觸動。

　　拍戲間隙，她是孩子王，常常收到孩子們送給她的禮物，比如幾個新鮮的玉米。當地土地貧瘠，玉米零星地種在陡峭的山上，孩子們背著小籮筐，需要爬四十分鐘才能摘到。有次聊天説起野生木瓜，她隨口説自己從來沒吃過，第二天野生大木瓜就出現在她眼前。

　　“我還不知道怎麼給予的時候，他們已經想到了要給予你。那些孩子得到的東西好少好少，但還願意付出。”江一燕一字一頓地説給《中國慈善家》。

　　小嘎牙村本來有一間教室，狹小簡陋，因為沒有老師願意來上課，漸漸廢棄。村裏的孩子們只能走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到東長鄉的長洞小學上課。翻山越嶺中，孩子們的腳被磨得又黑又腫。當地大多數孩子是留守兒童，五歲的孩子已經是“小家長”，需要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還有很多孩子早早輟了學。

　　戲拍完了，江一燕的心卻留在了小嘎牙村。一開始她捐物資、修學校，留意孩子們的需要，後來索性帶著助理直接過去給孩子們上課。

　　短則一週，長達一月。2015年，已經是江一燕在巴馬做支教老師的第八個年頭。

　　“對孩子越了解，我也越知道如何去做一個支教老師”

　　從南寧下飛機，再坐車到巴馬縣，需要六七個小時，從巴馬到東山小嘎牙村，又需要一個多小時，一路上陡峭難行，還需要爬一段山路。每次去支教都像是一次大冒險。

　　在長洞小學，江一燕跟當地老師同吃同住，睡的是上下鋪的木板床。宿舍簡陋，冬天風灌進來，她常凍得一宿宿睡不著覺。剛支教時趕上半夜想上廁所，她要做上好半天思想鬥爭，才敢走進黑寂的曠野裏。

　　即便如此，江一燕視支教為自己每年最重要的公益假期，“是一種享受而不是工作”。她教孩子們唱歌、跳舞、做手工，“希望他們在主課之外，有一點點藝術上的感知。”

　　學校環境艱苦，她幫著修路、建廚房和小藥房、建廣播站，設立獎學金。2009年11月19日，長洞小學舉辦了有史以來第一屆運動會，孩子們參與其中，非常開心。此後這天被定為“長洞小學爬行者運動會日”，校長承諾江一燕，每年都要把運動會辦下去。

　　有一次山裏下雨，江一燕清晨打開門，看到孩子們都蹲在教室門口呆呆地看天，上課也心不在焉，她立刻感受到“那一刻他們特別孤獨”，就像自己小時候經歷的那樣，“孩子就是這樣，當感到冷的時候，就開始想念爸爸媽媽，想要多一點溫暖。”

　　江一燕開始思考在課堂上帶入一些價值觀的引導，她希望孩子們不要因為生活的現狀，而去承受“比想像更多的恐懼感”。

　　有一節課，她帶著孩子們討論“孤獨”的話題，很多孩子連這兩個字還不認識。她為孩子們解釋孤獨的意義，引導他們如何面對孤獨，也教他們唱《隱形的翅膀》這樣的歌。

　　她也會跟孩子們討論“分別”。早年間，每次支教離別時她都很傷感，而孩子們也會一直哭。有一年，她回到北京排演話劇《七月與安生》，竟産生了一種恐懼，“面對很多車，很多人，就想回去，不想演出了。”後來，她反思這樣的情緒容易傳染給孩子們，於是嘗試微笑著跟他們告別。她告訴孩子們，分別也意味著“再相聚”，換一個角度，“即使小江老師離開了，我是不是已經在你們心裏了?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分開了。”

　　她在乎孩子們的想法，常常花很多時間思考。有一年她帶了很多項鍊給大家，女孩子們因為太過喜歡而爭搶起來，江一燕感覺到自己“讓孩子們覺得不平衡，有選擇了”，她心裏有些生氣和責備。第二年，她帶了很多的珠子，決心穿一百條項鍊，給所有的女孩子都是一樣的。

　　“這種教學經驗是你在實踐中，一點一滴累積的。就是因為時間久了，對他們越來越了解，我也越來越知道如何去做一個支教老師。”江一燕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