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徐永光

　　1992年，南巡後的鄧小平兩次以“一位老共産黨員”身份匿名給希望工程捐款，青基會工作人員偷偷記下車牌，經過調查才知道捐款人是鄧小平。

　　同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百萬愛心行動”，為捐款人和貧困兒童一對一結對。

　　這時候徐永光想，寫信成本太高，在報紙上發消息那麼多故事也講不清。當時還沒有募捐廣告的概念，徐永光就在北京春日的陽光裏，突然想出個念頭。

　　“乾脆，發募捐廣告吧！”

　　做廣告要花錢，受溫州本土文化影響的徐永光早把帳算好了。當時，人民日報發行500萬份，半個版面4萬塊錢，折合每份不到1分錢，比寄信還便宜。按這個思路，徐永光又聯繫了各省的所有黨報，在同一時間印發希望工程的募捐廣告。

　　這一年，希望工程的影響力“爆炸”了。這個在創立時只有10萬註冊資金，1萬元運營費的基金會，在徐永光的領導下，當年獲得捐款過億。

　　“當時我們在後岩寺衚同1號，院子裏人都擠滿了。”徐永光回憶，募捐廣告發出後，每天青基會收到幾千封信，有的人讀了山區裏貧困兒童的故事，流著淚來捐款。

　　通過一系列創新的舉措，希望工程獲得了中國公益界前所未有的成功。

　　根據統計，前3年希望工程共救助失學兒童3.2萬人，1992年當年救助人數突破32萬。而1994年，希望工程“1+1助學行動”救助數額突破了100萬。其單個教育項目資助規模，已是當時世界之最。

　　輿論風暴

　　拒絕和解因自信清白

　　攤子越鋪越大，身為青基會秘書長的徐永光開始感覺到風險。但他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場來自維多利亞港的風暴。

　　1994年1月21日，香港媒體刊載《千里追查七千萬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文章，在海內外華人世界造成極大影響。

　　當天，青基會的傳真機響了一天，列印紙也用完了。香港的捐款人紛紛發來這篇報道，同時質疑聲也鋪天蓋地而來。青基會迅速反應，對《善款失蹤》一文進行駁斥，但收效甚微。

　　當年，青基會全年捐款收入比預期少了1600萬。香港每個月近300萬的捐款，報道後下降到零。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的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

　　為了挽回名譽，徐永光決定去香港，起訴香港媒體。

　　這個決定引起青基會很多人的擔心。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兩地的法律體系差別很大。但是徐永光堅持，這個官司要打只能去香港，在北京打沒用。

　　“當時只是略微知道香港打官司貴，律師樓費用很高。”沒想到這個官司被對方拖了6年，想想那得用多少錢吶！

　　打官司用的錢，都是他一點點跟朋友借的。到開庭時間確定了，也買好了機票準備出發。律師找到徐永光，説對方給法庭交了150萬零1塊錢和解費，現在撤訴，訴訟費用由他們承擔。

　　徐永光當即表示不接受，這場官司我只要贏。

　　宣判的前一天，徐永光在華潤酒店18層看香港的車水馬龍，對身邊的律師和基金會同事開了一個悲壯的玩笑，“如果我們這次敗訴了，我只能從這跳下去。”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判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勝訴。

　　事後，香港媒體問徐永光，你先後6次拒絕和解，哪來的自信？

　　徐永光説，希望工程是白的，這我最清楚。這個自信就是要討個清白。如果香港法庭判我敗訴，那我也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