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克強總理去年10月在國務院會議上指出，“要積極探索金融資本支援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渠道”後，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總裁、香江控股[-1.39% 資金 研報](600162.SH)董事長翟美卿此次再以政協提案的形式呼籲，應儘快制定非公募基金設立公益信託的制度配套建設，尋求公益和金融的最佳結合點，撬動社會潛在資源，激發企業公民的公益熱情。

　　不同於其他信託産品，公益信託是為了一般或特定公益目的而設立的，所得收益全部用於定向公益捐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下簡稱《信託法》)，類別包括救濟貧困、救助災民、扶助殘疾人等共七大類。

　　對此，翟美卿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當下，國內慈善行業仍處於起步和規範階段，既要撬動社會慈善潛力，吸引更廣泛的公眾參與，又要解決現有問題，持續探索行業新路徑。在此背景之下，公益信託的出現為慈善行業帶來新希望[0.00% 資金 研報]。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銀監會亦下發了《關於信託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要求“完善公益信託制度，大力發展公益信託，推動信託公司履行社會責任”，並把公益信託列為信託業轉型的六大方向之一。

　　主推公益信託提案

　　“我今年的提案主推公益信託，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國內慈善行業正迫切地需要這種新的公益金融産品。”翟美卿直言。

　　截至目前，國內現有的慈善組織形式以基金會為主，但基金會設立門檻偏高、捐贈比例偏高等因素，束縛了基金會的可持續發展。如《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公募基金會每年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總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會不得低於上一年基金金額的8%。

　　“尤其是非公募基金會，無法對外募集資金，如果沒有合適的資産保值增值路徑，只能竭澤而漁。”翟美卿表示。

　　統計數據也顯示，2014年11月發佈的“世界捐助指數”最新排名顯示，中國列128位，倒數第8。

　　翟美卿認為，造成當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國內慈善氛圍尚未形成、民眾對慈善的認識普遍不足、慈善機構近年來負面新聞纏身等，這迫使慈善行業需要尋求一條具有高可信度、易被民眾理解和接納的新途徑。

　　“而且，相較于非公募基金會等其他公益形式，公益信託的優勢顯而易見。” 翟美卿介紹稱，“由於成本低，沒有原始本金門檻限制，公益信託設立效率高。”

　　現行法律對基金會作出一系列規定，包括必須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設立;有規範的名稱、章程、組織機構以及與其開展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有固定的場所;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等。對於原始基金更有著嚴格的規定：全國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分別不得低於800萬元和400萬元，非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200萬元人民幣。

　　而公益信託並沒有如此多的規矩，信託原始財産規模沒有法律限制，信託也無需取得法人的資格。

　　此外，公益支出比例彈性大。公益信託受託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來使用資金，只要符合資金的使用方向。

　　同時，公益信託的資金管理者為受託者，一般為金融機構或者個人，而無需聘用大量專門人員，從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遠超過一般的基金會。

　　“重要的是，公益信託則沒有捐贈比例限制，既可實現公益資本的金融增值，讓原始基金不斷發酵，又可靈活運用增值資金開展公益項目，以公益星火，形成燎原之勢。加之公益信託設立以後不會因各種情況而終止，能夠穩定地實現公益目的。” 翟美卿如是説。

　　不過，從國內公益信託現狀來看，自2001年《信託法》頒布至今，全國僅有7個公益信託獲得公益事業管理機構的批准得以成立。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經陜西省民政廳批准，由西安信託公司，目前更名為長安信託公司，設立了“5·12抗震救災公益信託計劃”，並於當年6月6日正式成立，這是國內第一隻真正意義上的公益信託。

　　與此同時，銀監部門發出通知，鼓勵信託公司開展公益信託業務，以支援災後重建要求。按照通知的要求，長安信託公司受託1000萬元資金，3年內用於陜西地震災區漢中縣的5所中小學援建項目。2010年11月底，5所學校建設工程全部結束，並通過審計和驗收。

　　呼籲稅法配套

　　對此，翟美卿也坦言，儘管同樣是用於公益目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向基金會捐贈，捐贈人可以享受稅前抵扣;基金會的捐贈收入，免交所得稅，而投資收入須繳納25%所得稅。相比之下，公益信託在稅收上，並沒有獲得與基金會同等待遇。

　　翟美卿稱，雖然優勢明顯，但限于優惠制度缺乏、行銷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公益信託在我國並沒有得到普及。從2001年《信託法》提出“公益信託”概念後，直到2008年才有“5·12抗震救災公益信託計劃”等具體探索。“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全國公益信託項目只有39個，資金總額129.17億元，僅相當於全國信託資産的約1‰。”翟美卿表示。

　　比如捐贈人向信託公司提出要捐贈房産來做公益。按目前相關稅法規定，房産增值部分要收所得稅，假若一套三居室、100平方米的房産，與10多年前相比，房産增值400多萬元，那麼捐贈人在向信託公司作公益捐贈時，按所得稅法還得繳25%所得稅，即要繳100萬元的所得稅。這樣一來，房産擁有者的捐贈意願肯定會受到遏制。

　　此外，由於公益信託還涉及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等三方主體和兩次財産轉移，按照現有的流轉稅制，則會涉及兩次財産轉移而面臨重復收稅。

　　對此，翟美卿建議，應儘快研究並制定公益信託的稅收政策及優惠措施。目前公益信託不享受任何稅收優惠，為給公益信託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建議參照《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向基金會捐贈，捐贈人可以享受稅前抵扣;基金會的捐贈收入，免交所得稅，而投資收入須交納25%所得稅”的條款，在財稅制度和《信託法》兩方面都做出一定調整或修改。

　　此外，應構建秩序良好的公益信託市場，鼓勵並吸引社會企業及個人設立公益信託。公益信託作為低門檻、高靈活度、高安全性的公益金融産品，可成功幫助企業及個人快速切入慈善領域，借此，可撬動更多社會資源，激發企業、民眾潛在的巨大慈善公益熱情。

　　再次，從法律層面上確定非公募基金可以設立公益信託。借此，非公募基金會可以有效開發和利用鉅額的公益資金，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和可持續發展。

　　最後，築牢公益信託制度基石，出臺專項實施細則。目前公益信託的法律依據僅來自《信託法》第六章，仍然沒有專門的可操作制度。應儘快出臺一份具有提綱挈領、引領行業發展的公益信託專項法規、實施細則，為行業發展打好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益信託發達的國家，稅法均對公益信託中的財産及其收益的稅收減免作了規定。以美國為例，公益信託財産所産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資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於公益目的，則全額免稅。另外，設立公益信託的委託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稅收減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減應納稅額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減應納稅額的50%。

    來源：21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