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正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讓特困群體有尊嚴地活著已時不我待。本屆中央政府上任伊始，即提出“社會政策要托底”。2014年，我國開始實施特困人員供養制度。在城鄉低保和農村“五保”等既有政策的支撐下，這一制度平穩起步，基本實現了應保盡保。但是當下的供養還是一種低水準的救助，相當一部分人生存狀況堪憂。半月談記者最近走訪多地，對特困群體的生存狀態進行調研，以期引起全社會共同思考，關心他們的命運和出路。

　　2014年5月，國務院頒布的《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實施，提出將農村五保戶、城市“三無”群眾作為“特困供養人員”進行專門保障。截至2014年10月，全國農村五保人數為531.8萬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無”群眾51.8萬人。

　　這個群體的特點，一是“無依無靠”，二是“不救不活”。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民政局副局長邵小如説：“這個群體是‘最可憐的人’，他們話語權很弱，如果沒有人替他們呼籲，他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爭取生存的權利。”

　　敬老院多是“老人照顧老人”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敬老院養了3頭母牛，種了10多畝水田，加上養魚等每年能有3萬元左右的收入。“自己種菜、養魚，這也能省下一大筆錢。”每到插秧、收割水稻農忙時節，院長羅順梅要到街上請人幫忙，每天掏100多元的工錢。

　　羅順梅還發動院內能“動”起來的老人下田幹活。31個五保老人中只有3個能下田幹活。60多歲的肖禮銑雖然智障但身板好，可以下田插秧；88歲的劉槐江可以下田鋤草；60多歲的廖家連不僅智障還有點弱視，負責養牛。

　　31個五保老人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有兩個，還有六七個可以自己吃飯，但不能下床活動。院內沒有專職護理照料人員，羅順梅最擔心的是院內老人摔跤，一旦受傷臥床，大多數時候只能由院長和會計端屎倒尿。

　　80多歲的袁順娥老人經常摔倒住院，雖説五保老人住院費用政府全包，但住院期間的護理費敬老院沒有辦法承擔，醫院的護工太貴請不起，只能發動院內的老人去照料，但不是義務勞動，每天還得象徵性地給個二三十元錢。

　　目前，農村五保老人中有超過1/3在敬老院集中供養。所謂集中供養，指特困群眾集中在敬老院、福利機構等進行救助；其餘則分散供養，在家居住，政府發放補助金，由親友、近鄰等照顧。

　　相對而言，集中供養的保障算好的，但記者走訪下來，仍常常為他們的處境心酸。據民政部統計，全國平均每13名集中供養的“五保”對象僅擁有1名工作人員。由於待遇低、工作辛苦，農村敬老院裏實際上是“老人照顧老人”。

　　河南新鄉原陽縣太平鎮敬老院，由兩名60歲的老太太負責照顧20多名老人。院長李樹蘭説：“最怕的就是老人生病，咱除了用小板車送去衛生室看看，其他也做不了啥。”

　　由於護理力量不足，導致失能和未失能老人在集中供養意願上結構性失衡，那些真正失能、需要照料的老人往往被拒之門外。

　　“一天就是一碗燴面錢”

　　與集中供養相比，分散供養的農村失能老人、城市“三無”人員，甚至不同程度地處於棄養、半棄養狀態。記者走訪發現，分散供養特困群眾的房屋不少為上世紀80年代所建，有的甚至是祖傳的老屋，年久失修，漏風漏雨。

　　在河南淮濱縣臺頭鄉臺頭村，57歲的何榮、崔全友夫婦家裏只擺得下兩張床，一間土坯廚房搖搖欲墜。這一情況在安徽、江西兩省也不同程度存在。

　　當前各地針對五保戶建房、修補房屋均有一定補助。但五保老人們反映，他們曾向村裏和鄉里提出建房申請，但很少有人能順利申請到這筆錢。

　　“他們遲早都要到敬老院去，建了房子早晚要閒置。”一名基層民政幹部説，出於避免資源浪費和提高集中供養率的考慮，當前一般不鼓勵他們建房。

　　與此同時，不少老人看病吃藥還花了不少冤枉錢。記者採訪發現，和集中供養相比，當前分散供養特困人員最大的開銷是看病吃藥。江西省泰和縣萬合鎮嘯峰村肖祖提老人告訴記者，2014年他和老伴在街上小診所一年的藥費2000多元。

　　實際上，在2013年，江西省民政廳、財政廳等多個部門就出臺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的通知》，其中規定，五保戶在定點醫療機構的門診費用經新農合報銷後，政策範圍內自付部分民政部門100%報銷。

　　肖祖提説，他們分不清楚哪些診所屬於定點機構，哪些藥品屬於可報銷範圍，也不知道該找誰去報銷。當地基層幹部認為，如果沒有更細緻的指導和服務，這些特困群眾往後看病還會花冤枉錢。

　　河南省一位民政幹部説，分散供養面臨的根本問題還是供養標準太低，“一天就是一碗燴面錢”。2014年，河南五保對象分散供養標準為2220元/年，平均每天不到7元。

　　事實上，國家對於五保人員的供養標準早已做了規定，一般確定在當地每人平均生活消費支出的80%左右。記者在多地採訪發現，沒有哪個地方能達到這個標準，不少地方供養標準甚至只有當地每人平均生活消費支出的30%多。

　　鄉村劇變帶來新挑戰

　　在整個特困群體中，農村五保戶所佔比例特別大，超過90%。《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提出，分散供養的農村五保對象，可以由村民委員會提供照料。然而，在集體經濟虛化、村莊空巢化的大背景下，農村五保戶的供養正面臨嚴峻挑戰。

　　“集體經濟基本為零，村裏想給五保老人做點什麼也是有心無力。”江西省泰和縣萬合鎮嘯峰村村支部書記胡曉洪告訴記者，目前村裏僅有的集體産業是一個山塘水庫，承包給村民養魚，每年租金3000元。

　　胡曉洪説，當前村組織運轉主要依賴上級財政，2013年上級財政撥付6萬元，包括5名村幹部工資的發放、村務辦公、接待等各方面用度。

　　遠親不如近鄰，曾經的鄰里守望是五保老人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然而，當前農村的空巢化使得分散供養難以為繼。

　　1600余人的嘯峰村，常年留守的有近一半人，幾乎全為老人、婦女和孩子，他們“自己照顧自己都難”。五保老人肖伏妹的對門是遠房侄子家，然而侄子全家常年在外務工，家裏只留下一位年邁的老人。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係博士研究生王磊光在他的春節返鄉日記中寫道，自從2006年免收農業稅後，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主要起著上傳下達的作用，難以有效地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基本處於“個人自治”狀態。

　　“以前雖然錢少，有什麼問題村裏會想辦法去解決；現在人們錢多了一些，可村裏卻不怎麼管事了。”安徽省利辛縣劉集鄉一名五保老人説。

　　“就那麼五六個人，防火、計劃生育、民政……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來對接落實。”一位受訪的村幹部反映，一方面村幹部不像以前那麼有威信了，有什麼問題可以召集村民協商處理；更甚的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村幹部也是疲於奔命。

　　記者調研發現，在醫保報銷、醫療救助、喪葬補助等政策的落實過程中，集中供養的五保對象情況比分散供養對象好一些，其主要原因在於集中供養群眾有敬老院為其爭取保障政策，而在當前村基層組織弱化的實際情況下，農村居家的五保戶基本無人過問。

    來源：半月談網